隆林各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隆林各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9年8月29日隆林各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0年1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干部队伍建设
第五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六章 自治县的教育科技和文化卫生建设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隆林各族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的特点制定。
第二条 隆林各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苗族、彝族、仡佬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还聚居着壮族、汉族等民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新州镇。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规定的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在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
量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特点和需要，制定自治县经济建设方针和计划；在不违背宪法、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本县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科学文化
水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时，如遇有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相抵触的，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执行，并报上级国家机关备案；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请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活动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各民族中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党的基本路线、民族政策教育，提高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公民中广泛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教育，保护各民族公民合法权益，依法惩处一切对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活动。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各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苗族、彝族、仡佬族人员所占比例可高于其人口所占的比例，壮族、汉族要有适当的名额。应当有苗族、彝族、仡佬族中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主任、局长组成。县长由苗族、彝族、仡佬族中的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县长主持人民政府的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苗族、彝族、仡佬族人民所占比例，可高于其人口所占的比例。壮族、汉族要有适当名额。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副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中，应当配备有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和审理案件时，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四章 自治县干部队伍建设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和本县实际和需要，在上级国家机关确定的总编制内，决定自治县国家机关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分配给自治县使用的招收人员总指标中，统筹兼顾，适当放宽条件，可以确定从农村人口中和少数民族中招收的人数。在招收人员中，实行自治的民族要有一定的名额。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由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行安排补充。
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应当优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各民族中大力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专门人才，特别注重培养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妇女干部。鼓励自学成才。
自治县的工作部门中，要注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尽快做到实行自治民族的干部比例略高于其人口的比例。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优待、鼓励外地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其子女升学和就业给予适当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高寒山区的特点和自治县的财政情况，对在自治县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
第五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自然资源和人多地少、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条件，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安排和管理自治县经济建设事业；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目。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林粮结合，提高粮食自给能力，大力发展林业、畜牧业和烟草等多种经营。积极发展矿产、电力等工业和交通事业。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国家扶持相结合的方针，把扶贫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根据自治县实际，制定扶贫规划，采取特殊政策和有效措施，帮助贫困地区农民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脱贫致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安排、管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拨给自治县的各种扶贫专用资金和无息、低息、贴息贷款，重点扶持贫困农民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兴办扶贫骨干企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贫困乡、村的领导，从资金、物力、技术等方面帮助贫困乡、镇、村发展生产和乡镇企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税收政策，对未能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给予减免某些税种的照顾，以利贫困地区农民休养生息。对于有利于自治县经济发展的扶贫工业、企业项目，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实行一定年限减免税收的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投资和技术援助，扶助自治县兴办扶贫企业和项目。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事业。凡到自治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的单位，应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照顾自治县的利益，安排好群众的生产、生活。对建设水电站的淹没区和搬迁户，在经济上给予照顾，帮助他们组织
开发性生产，照顾当地必要的生产生活用电。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林业建设坚持以营林为基础，大力造林，普遍护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加速营造速生丰产林，建立和扩大杉木、油桐等林业商品基地，发展林业生产。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集体、联户和个人承包荒山荒坡植树造林，谁种谁有。农民在自留山和房前屋后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允许活立木继承和转让。切实做好封山育林，护林防火，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特点，规划林业布局，安排林种比例和造林数量。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制定本县的木材经营管理办法。自治县根据用材林资源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按计划采伐，除完成国家木材上调任务外，其余由自治县随行就市，自主经营和加工出售。
林区中的残次材、木头木尾和间伐材应充分利用。经县林业部门批准，允许在当地加工林产品，自主销售，不列入计划内指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规定木材收购最低保护价，保护林农利益。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国营森工企业经营木材的税后利润纳入自治县财政，主要用于发展林业生产。自治县内木材销售所征集的育林资金、更新改造资金和林政管理费留归自治县的比例高于一般县，作为发展林业生产使用。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发展国营、乡、村、部门和联户办林场，加强经营管理，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国营林场，应按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从利润中拨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照顾当地发展林业生产。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横向经济联系，欢迎区内外科技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以及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友人来投资联营办企业，并在场地、劳务、物资等给予支持和方便，对投资者给予优惠。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县属企业、事业单位，如要改变隶属关系，必须征得自治县自治机关的同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引导、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增加农业的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积极发展商品生产。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土地资源，禁止乱占滥用耕地。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坚持公有的的前提下，对耕地、荒山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其他形式的专业承包责任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征收的耕地占用税除上交中央部分外，其余留归自治县用于发展农业生产。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用多种形式积极发展水电事业，采取农田水利灌溉建设和水力发电建设相结合，配套成龙，综合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集体、联户和个体承包山塘、水库经营养殖业，在保证农田灌溉的前提下，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禁止破坏水利、电力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以农户为主的畜牧业，建立畜牧基地，加强草山、牧场建设。建立健全技术指导、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加工、畜禽产品加工和运销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加强乡村公路建设，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保护公路和邮电通信设施。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扩大开放的，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领域，发展国营、集体和个体商业，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自治县的民族贸易，享受国家运费补贴，利润留成和自有资金的优惠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它土特产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组织生产、供应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在资金、贷款、补贴以及原材料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对出口产品和进口物资的配额享受优惠照顾；在外汇留成方面，享受国家优待。自治县所创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收入，留地方政府部分，全部留归自治县使用。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环境保护，防止污染，确保自然环境生态平衡。
自治县内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建设或生产时，都必须搞好环境的综合治理，防止污染，谁污染谁负责治理。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家财政管理体制规定，自主安排本县财政收支，调整本县财政预算，制定实施本县财政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优待。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国家规定设立的机动资金和预备费，由上级财政部门按规定拨给。
由于自然灾害，政策性原因，企业、事业隶属关系改变或人员变动，造成自治县财政收入不敷支出的，报请上级国家财政机关予以补贴。
自治县财政年度预决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财政预算在执行中如需部分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拨给的各项专用资金和民族补助费，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和挪用，也不得抵减正常经费。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时，对属于自治县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鼓励或限制的企业项目或产品，经报请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可以免税、减税或增税。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自治县金融部门的指导。根据国家金融政策，结合自治县的实际情况，组织好储蓄存款和信贷工作，多存多贷，扩大资金来源；并享受国家低息、无息、贴息贷款的照顾。
第六章 自治县的教育科技和文化卫生建设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和体育等事业，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法律规定，自主地制定本县的教育计划、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发展学前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未能升学的高中、初中毕业生，有计划地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培养城乡实用人才。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努力办好以助学金为主和寄宿为主的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各族考生报考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享受放宽录取标准的优待以及定向招收、定向分配的照顾。自治机关根据本县需要有计划地选送人员到大、中专院校代培学习。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师资培训，办好教师进修学校，有计划地选送在职教师进修，不断提高师资水平。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学校财产，维护学校教学秩序，保障人民教师的合法权益，尊重人民教师，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对有突出贡献的教学人员给予奖励。
自治县逐步推广民族文字，培训民族文字的师资，单一民族的学校和民族班，实行双语教学，各民族学校都要重视学好汉文，推广普通话。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智力投资，教育经费增长的比例应高于自治县财政经常性增长的比例。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各级学校实行分级管理，多渠道集资办学，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及个人捐资助学。提倡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县民族学校的教职工编制、办学经费、学生的助学金、奖学金等享受国家规定的照顾。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特点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工作，建立健全各类科技研究和推广机构。充分发挥各种科技力量的作用，加强科技信息的收集和交流。积极推广应用科研成果，开展科技情报和咨询服务，做好科技普及工作。
自治县积极开展科技扶贫，对基层干部和专业户进行职业技术培训。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文化建设，巩固和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人才，认真做好各民族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革命文物、历史文物和具有艺术、科学价值的古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办好广播、电视、电影、图书、新闻、出版、文化馆（站），广泛开展文化艺术交流，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文化。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卫生事业，坚持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发挥中医、西医的作用，健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网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民族传统医药，整理民族药典，研究民族医药工作。
自治县重视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活动，根据国家规定，采取多种形式办医，鼓励集体办医，允许经县卫生主管部门批准的民间医生正当行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妇幼保健、老年保健工作，加强对传染病、地方病的防治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食品卫生和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民族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注意挖掘、发展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才。支持各民族开展促进民族团结、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体育活动。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每年1月1日为成立自治县纪念日，每年1月为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月。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有关规定，制定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实施办法。
1990年1月16日
浅议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王胜宇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