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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行的破产程序实行申请主义，依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申请而启动，法院不能依职权予以启动。但债权人和债务人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都不愿申请破产，而是选择通过执行程序来解决债权债务问题。在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两种债权实现方式的博弈中，出现了严重失衡的局面，本应由破产程序解决的问题涌入了执行程序。此类案件的执行不能是申请执行人的经营风险注定了的，是任何国家公权力无法救助的，严格意义上讲，对这类申请执行的案件，人民法院本不应受理。

　　一、当事人放弃破产申请选择执行程序之利益考量——债权实现方式的博弈与失衡

　　（一）当事人放弃破产申请的利益考量

　　对于作为被执行人的债务人而言，被宣告破产相当于宣告经济上死刑，苦心经营的事业走到终点。破产清算会使债务人的信用丧失殆尽，其法定代表人的名声扫地，给自身的经济生活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烦恼和困扰。对于债权人而言，启动破产程序也并非是债权实现的最佳选择。按照债权平等原则，破产财产应当按照比例分配给所有债权人，这必然降低每个债权人的受偿份额。同时，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剩余的那部分债务就获得了豁免，债权人不能得到完全清偿的风险会再次大大增加。

　　（二）当事人选择执行程序的利益考量

　　在破产制度显得苍白无力时，执行程序的优势就凸显出来。首先，申请执行的程序简单。其次，执行程序效率高。再次，执行的协调、组织成本主要由法院承担，而申请破产的成本主要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二、建立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的必要性——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共利双赢的需求

　　（一）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是对申请主义启动机制的必要补充

　　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早期破产法大都采用职权主义，之后人们普遍认为破产所关涉的问题为私权问题，国家不应主动干预，于是破产程序启动机制逐渐改为当事人申请主义。此后，立法者认为破产案件不仅涉及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私权关系，还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如果任由当事人自由实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于是很多国家在采用申请主义的同时并不完全排除职权主义。

　　笔者认为，建立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并不是为了否定申请主义启动机制，相反是对申请主义启动机制的补充，使我国的破产制度更完善、更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很多国家立法例都将破产程序启动机制的职权主义作为当事人申请主义的补充，尤其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立法认可在公司有破产原因时，法院可以依据职权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宣告其破产。

　　（二）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是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应有之义

　　破产程序申请主义启动机制反映的是立法上的“个人本位”倾向，而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体现的是“社会本位”的立法意图。纵观法律演进的历史，对于民事权利的保护逐步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过渡，这体现了现代立法的发展趋向。我国的民事经济立法中已经充分肯定了“社会本位”原则，各种法律制度都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保护个人民事权利的，诸如“公序良俗”原则、“诚实守信”原则等。因此，建立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是与民事经济的立法精神相吻合的。

　　（三）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是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的必然要求

　　可以说，破产程序申请主义启动机制是市场机制自我调整的表现，当市场机制自我调整失灵时，国家就有必要进行适当干预。当然，笔者并不是希望破产率越高越好。企业破产的威胁对市场竞争机制具有强化作用，只有企业存在危机生存的竞争时，才是最激烈、最充分的竞争，没有这种强化作用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市场机制。

　　（四）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是解决执行难题的客观需要

　　应当破产的企业法人没有依法及时进行破产已成为执行难的重要原因。对于此类企业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具备破产条件的案件，执行法官穷尽执行措施后只能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一方面，如果债权人没有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案件就不能恢复执行。部分债权人完全不能理解执行法官的苦衷，他们认为不能实现债权的原因是执行法官没有穷尽执行措施，由此引发一系列信访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将案件予以恢复执行，执行法官要多次反复地进行查询，当查询结果仍然是无财产可供执行时，不得不再次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反复执行而不果。

　　三、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的制度构建——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的衔接与协调

　　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及实践经验，笔者对在执行过程中建立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进行了制度构建，期望能实现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的衔接。

　　（一）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的主体

　　本文限定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的主体为法院。对于由法院的哪个职能部门作出启动破产程序的裁定，目前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当执行机构审查债务人符合破产条件时，应将案件移交给民商事审判庭作出启动破产程序的裁定。另一种观点主张直接由执行机构作出启动破产程序的裁定，笔者赞成此种观点，毕竟执行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对债务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多次查询，全面掌握了与债务人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破产程序职权主义启动机制的前提条件

　　国家对债权人选择实现债权方式的干预必须是适度的，过多地介入必定会引发公权力的滥用，造成对私权的侵害，因此赋予法院依职权启动破产程序的权力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笔者认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仅适用于民事执行过程中，而不包括其他任何阶段；第二，执行机构已穷尽法定执行措施，查明债务人仍无力清偿到期债权；第三，没有第三人为债务人代为清偿；第四，债务人与债权人不能达成执行和解；第五，双方当事人都拒绝提出破产申请。

　　（三）案件的管辖权

　　由于执行案件与破产案件适用不同的管辖原则，很可能存在两类案件分属不同法院管辖的情况。为了避免浪费司法资源以及不同法院之间的管辖冲突，笔者建议，可参照案外人异议之诉管辖的规定确立特别管辖原则，即执行机构在作出启动破产程序的裁定后，将案件移交给同一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庭进行处理。

　　（四）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

解读“诉讼爆炸”的几个法社会学公式

□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谢可训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由简单的同质性走向复杂和多样性，社会分化明显，社会矛盾丛生。与之对应，诉诸法律的各类纠纷也不断增多，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已达1220.4万件。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诉讼爆炸”的时代。但诉讼爆炸的原因何在呢？本文拟通过法社会学的几个公式，来揭示现今中国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加的原因。

“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 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它与宗教、道德等其他控制手段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社会中，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因素导致了自律的松懈，故需要更多的法律来填补规范的真空。

“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文化稀少之处，法律亦少；而在文化繁荣之处，法律亦繁荣。因为多元文化在共处之中容易产生冲突，从而导致法律的增加，而文化共识的达成，可以使减弱文化之间的冲突并导致法律减少。当前中国文化的现状是多元杂处却不能融合交汇，也就是说，中国因同质文化的分化已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但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普遍的文化共识却尚待加强。

“法律的变化与社会分层成正比”。分层即财富的不平等，是社会分化在分配和消费领域的体现。只要人们相互间比较平等，法律就比较少。而一个社会的分层越多，法律也就越多。结合中国的现状来说，首先，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法律的总量也相应增多。其次，社会阶层之间大的落差也导致法律增多。目前社会阶层相对固化，社会的水平流动频繁而向上的流动性差。掌握更多资源的阶层更容易打官司，处于弱势的阶层更可能由于心态失衡而敌视社会，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橄榄形的稳定社会结构尚未形成，这些都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社会分配不公使“贫者生怨、富者不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现实焦虑感。

“法律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分工是社会分化在生产领域的表现。分工使交换成为必然，使合作成为必要。一般来说，法律随分工而增加，一直到分工到相互依赖的某个程度，然后随共生的出现而式微。当人们没有或很少进行分工和交换时，法律很少；而在另一极端，每个人都完全依赖他人时，法律也很少。就现状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下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对法律的需求增加。市场经济是一种在分工基础上的交换经济，人们通过分工来发展各自的比较优势，然后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即优势交换。陌生人社会中的分工与合作要靠信任来维系，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则要靠法律来构建。另一方面，当前共生关系发展的不充分也需要法律的适度介入。共生关系只能存在于互惠型的长期交易，而在市场道德缺乏的今天更多见的是自利型的短期交易。

“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距离成曲线型”。社会关系的距离即人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一般而言，在关系密切的人们（“熟人社会”）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大（“陌生人社会”）而增多，而当增大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完全隔绝（“他者社会”）的状态时，法律开始减少。易言之，在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律较多，而在熟人社会和他者社会中的法律较少。

当今中国从大体上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传统上乡村式的熟人社会已被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所代替。陌生意指身近而心远。一方面，因为物理距离近，所以接触交流的机会增加；另一方面，因为心理距离远，所以摩擦纠纷的几率增大。匿名性是陌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中国在熟人圈子以外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这种不信任文化又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因为信任度反映了心理距离的远近，信任缺失将使心理距离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熟人社会与他者社会中呈现出了一定的“陌生人化”倾向，从而使位于社会关系距离两端处的法律都有所增多。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近端而言，原来较为亲密的熟人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近而犹远”。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为争夺财产利益而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者今天屡见不鲜。这就说明，道德滑坡和重利轻义等因素导致家庭、族群和社区对个体的控制力趋于下降，维系人际亲密关系的传统纽带已相对松弛。而市民社会的发育不完善，又使之无法在培育道德规范以约束个体行为方面有大的作为。因此，即使熟人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要借助法律来调整。另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远端而言，原来互不相干的“他者”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远而犹近”。本来，当社会关系远到一定程度时，法律趋少甚至于无。但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达拉近了人们的空间距离，“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不复存在，世界变成了无远弗届的“地球村”。随着交往的逐渐增多，传统的他者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事实上，社会关系的范围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都得到了拓展。由于手机、电邮等现代通讯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个人生活的封闭性被完全打破。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人进行交往互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社会关系的触角在时空维度上的不断延伸，对法律这一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需求也就相应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