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探析
曾钰菁
内容摘要
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目的是国家试图以司法权的名义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免受不法侵害。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背景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也表现出差异性。作为国家权力架构下的我国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权以保障公共利益是否正当，在理论和实务界还存在不小的争议。如何来看待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本文试图从公益诉讼的本源、我国当前的宪政制度以及公益诉讼的实践来推证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
关键词：公共利益；公益诉讼；检察权；正当性
近些年来，不断发生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侵权案件，例如：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破坏公共设施和自然环境等。在这一类案件中，受到侵害的主要是国家公共利益，而理论和实务对这类利益的归属主体尚存在争议，因此，基于传统民事诉讼利益理论和实践，许多学者认为通过司法途径难于对这类侵权案件提起诉讼。为此，有的学者提出公益诉讼、国家干预理论，试图建立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制度来突破这一困境。而有的学者却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没有理论和法律依据，对其正当性 提出质疑。本文试图从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及其本质进入，在理论和实证两个向度展开分析，对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及其本质含义
（一）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
公益诉讼源自于古罗马时期的法律制度。古罗马时期，根据诉讼所保护的利益，裁判官从程序上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私益诉讼所保障的是诉讼个人的利益，只能由利益主体自己才可以提起诉讼，传统诉讼当事人理论正是脱胎于此。而公益诉讼则保护公共利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其他罗马市民均可以为之。在古罗马法中，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置是古罗马法律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试图以司法权的名义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
现代法制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始于20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科技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交错复杂，原先传统的某些民事行为不再单纯影响当事人自己，而且同时影响着社会公共利益，与此相伴的很多纠纷都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者的公共政策问题 。一旦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得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手段，一方面要阻止不法侵害继续；另一方面使受到的损害得以补偿。公共利益的司法保障机制也顺应得到新的发展。
例如：法国在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典中就规定了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在涉及国家或公益团体等诉讼案件中以及法律特别规定情况下检察机关得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和参加诉讼。在法国，无论是在民事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中，检察官都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 。在美国，为了防止企业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致使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经济运行秩序，联邦议会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授权司法部门、联邦政府、团体或个人可以提起诉讼。《日本民事诉讼法》则规定，对于婚姻、收养、亲子案件，检察官也可以作为当事人提起诉讼，检察官行使其权力在于维护国家的法律命令和社会的利益 。当今世界多数国家为保障公共利益免遭不法侵害构建了一套相应的公益诉讼制度，但在具体的诉讼范围、主体、程式等方面有所差别。如，有的国家规定由司法部为提起诉讼的主体，而有的国家则由检察机关提起。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对公益案件提起诉讼是世界上比较通行的做法 。
在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司法界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对公益诉讼机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已经出现了一些由检察机关或个人、社会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其中有些已被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但更多的案件还是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被驳回起诉或判决败诉 。我国目前的公益侵权案件主要出现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证卷侵权、公共场所收费、土地开发影响社会公益、消费领域等几个方面。目前我国理论和实务领域对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法律规范及其理解仍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和司法官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起诉要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检察机关与公共利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享有公益诉权，所以其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遭遇到一定的障碍。
回顾公益诉讼的发展历史，公益诉讼制度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构建并完善的一项司法制度，旨在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常运行。随着私法公法化进程的深入，各国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均有扩大化趋势。尽管在诉讼范围的规定等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有所差别，但也有共通之处，如：公益诉讼的重点是保障公共权益，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诉讼；检察机关均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介入公益诉讼等。
（二）公益诉讼的本质含义：诉讼信托和国家责任
从前面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公益诉讼的实践就表现为在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由一定主体向法院提请诉愿以阻止不法侵害或获得补偿的制度设计。公益诉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其本质又是什么？对此问题的追问实质就是在解答：何为公共利益？一定主体基于何种理由提出诉愿？
一些学者和法学家分别提出了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林德布罗姆认为，公共利益并非表示一致同意的利益，而只不过是某些人看来对公众有利的事物 。边沁则认为，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就是公共利益，离开个人利益，谈共同体的利益毫无意义 。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的公法与比较法教授约翰•贝尔(John Bell)就认为:“公共利益”凸显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可以进行归纳——尽管无法穷尽。这些价值是维持和提升共同体所必需的，而不是让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的幸福买单 。而德国学者阿尔弗莱德•弗得罗斯则指出：公共利益既不是单个个人所欲求的利益的总和，也不是人类整体的利益，而是一个社会通过个人的合作而生产出来的事物价值的总和。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利益”进行解读，而且都有合理的因素。很显然，何谓“公共利益”在理论上仍难于达成一致的共识。正如台湾学者陈锐雄所认为：“何谓公共利益，因非常抽象，可能言人人殊。”
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公共利益”进行解读。从考察人类社会、国家的形成和演化历程来看，作为自然存在的人起初是没有“你的”、“我的”观念区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个体需求的无限性和多样性，导致了个体之间的争斗，为了确保各个体需求的平衡、共同生存与发展，个体之间相互作出妥协，从而人类建立了国家。在霍布斯看来，人是没有办法靠自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因此人根据理性提出约束自己的某些条款，即个体之间达成协议将自己的一切权利交出去给利维坦（国家），并服从国家绝对权利的统治，由国家来保障和实现个体的权利。洛克则认为，人类是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自愿地放弃部分权利交给国家行使，从而产生了社会契约，即大多数人的合意和信托 。他们认为国家是基于个体的自愿授权或者说信托来统治、管理社会共同事务以及共同所有的自然资源等。正如哈耶克指出的，作为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任何机构的权力之基础是人民之同意 。这种“同意”也就是公共利益的基石。
因此，我们必须从历史的、社会的，乃至国家的范围内来对公共利益进行研判。本文认为公共利益至少应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它是一个人为构建的、观念的东西，是在一定范围的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妥协或共识，它包含有价值判断的因素在里面，这种价值是社会多数成员认可的。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公共利益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表现形态。
其次，它还是一个现实的东西，这种利益共识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在规范上体现为现实的、具体的利益形态。这里当然具有法律认可之意。
再次，公共利益是一种国家责任形态，是国家在多数社会成员的同意（信托）下来维护社会成员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需求，唯有国家来代表和维护才具有正当性。
上述表明，公共利益就是国家受多数社会成员的信托而通过法律来维护的共同价值需求。因此，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作为公共利益的体现者和维护者——国家就负有重要的职责，对侵害行为予以阻止和矫正。正是基于这个正当的理由，由一定的主体（具体的国家机关）来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本质上是由具体的国家机关来实现和承担国家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的责任。在理论上，学者称之为“诉讼信托”，就是当社会成员委托国家管理的财产或者说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国家就有义务保护其不受侵害，社会成员将自己的部分诉权也托付给国家，从而形成诉讼信托。国家再将这个诉权分配给检察机关或其他具体的国家机关来行使 。
二、正当性：我国检察机关公益诉权的理论争鸣
由哪个具体的国家机关来提起公益诉讼或者履行诉讼信托职责？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是否有权利提起公益诉讼？当前，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理论和实务界都是有争议的。对我国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众说纷纭。主要的观点概括为否定说和肯定说。
（一）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不具有正当性。主要的理由大致是：
1、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只是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没有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公益诉讼不属于法律监督性质，因此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没有法律依据。
2、公益诉讼是针对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展开的诉讼，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其结果不仅直接涉及私人利益，还对社会造成广泛、深远的影响。而检察机关显然不能代替或代表受损害的私人或社会成员来提起诉讼。主张应当由受害者或者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机关来提出公益诉讼。
3、从我国现实的宪政体制及法律移植的角度来看，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与美、英、法、德等国家的检察机关不同。不能因为这些国家的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就必然地可以适应我国检察机关的实际 。
4、公益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如果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必然导致由此而提起的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因检察机关所具有的原告与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而背离民事诉讼结构的正常规律，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
（二）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是有理论和法律依据的，具有正当性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和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精神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通知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和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精神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通知
安委办明电〔2011〕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国务院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有关中央企业：
今年上半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正确领导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保持了持续稳定好转的发展态势。但进入7月份以来，接连发生多起重特大事故，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7月22日，京珠高速河南省信阳市境内一辆严重超载的长途卧铺客车在行驶途中发生燃烧事故，造成41人死亡、6人受伤，社会影响很大。对此，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指出最近生产、交通、建设等领域事故频发，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7月21日，张德江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针对近期事故多发的态势，深入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综合防范措施，进一步部署下半年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坚持以人为本、警钟长鸣，从零开始、常抓不懈，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加强责任落实，加强安全监管，切实把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到实处，进一步强化综合预防措施，进一步减少事故总量，进一步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指示和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深刻指出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负责。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坚决抓好贯彻落实。
为切实迅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指示和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安全责任，加强防范检查，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督促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清醒认识近期重特大事故多发的严峻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持续好转，但重大事故和较大涉险事故时有发生，部分省（区、市）重大事故同比增加；烟花爆竹、消防等行业（领域）事故上升；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导致的事故仍然多发。特别是进入7月份以来，一些地区接连发生道路交通、煤矿瓦斯、矿山透水、烟花爆竹爆炸、消防火灾、建筑物坍塌和桥梁垮塌等事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社会反响强烈、影响恶劣。除京珠高速河南信阳“7•22”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外，还先后发生了广西合山煤业八矿“7•2”透水溃浆、贵州省平塘县牛棚煤矿“7•2”透水、湖北省仙桃市 “7•4”追尾翻车、山东省枣庄市防备煤矿“7•6”火灾、山东省潍坊市昌邑正东矿业有限公司盘马埠铁矿“7•10”透水、湖北省武汉市 “7•12”火灾等6起重大事故，共死亡和下落不明136人，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这些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仍然存在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防范措施不到位、安全监管不到位、治理整顿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一些重大隐患得不到及时治理，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大量存在，最终酿成事故，教训极其深刻。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务必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指示和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长期性和反复性，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努力促进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
二、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部门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落实到位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中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化“安全生产年”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11〕11号）和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到车间、班组和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工作岗位；要强化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者的责任，认真落实企业负责人现场带班制度，严防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行为，现场遇到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停产撤人。要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坚决责令停产整顿或依法关闭，坚决遏制事故多发的势头。要强化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依法依规严厉查处每起事故，严肃追究事故责任，严肃惩处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违法违规和腐败行为。
三、进一步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防范，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入排查治理隐患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针对近期事故多发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立即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督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专项整治。要着力预防、综合施治，继续抓好事故总量和重特大事故集中的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道路桥梁、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工商贸和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专项整治，深查隐患，强力整治，多措并举，切实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要反复抓、抓反复，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着力治大隐患、防大事故。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特别是要深入开展煤矿瓦斯综合防治、小煤矿兼并重组和整顿关闭，提升防范抵御瓦斯、水灾等事故灾害的能力；继续加大道路交通“五整顿”、“三加强”工作力度，深入推进客运车辆，特别是长途客运车辆安全隐患专项整治，从严整治超载超限超速和酒后、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降低事故总量。要强化制度、规范运行，着力推进隐患排查治理的经常化、制度化建设，并将其纳入企业日常管理和安全监管的重要内容，建立跟踪督促整改制度，对重大隐患层层挂牌督办，该停产整顿的绝不放过、该取缔关闭的绝不手软、该异地搬迁的绝不拖延；要强化源头治理，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严格行业安全准入，切实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要切实做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强化汛期安全责任，认真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凡是有重大水灾隐患和受山洪、泥石流威胁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在强降雨、飓风等极端天气来临之前，必须停产撤人，严防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要完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和应急联动机制，并加强极端天气条件下人员撤离和抢险救灾演练。各地要进一步部署开展汛期安全生产大检查，确保主汛期安全生产。
四、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要继续保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以下简称“打非”）的高压态势，对二季度以来的“打非”专项行动开展“回头看”，针对习惯性、顽固性和屡整屡犯、反复发生的非法违法行为，加强联合执法，加大处罚力度；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单位，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对已经取缔的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单位，要严防死灰复燃；依法严惩事故发生后相关责任人瞒报谎报和逃匿等非法违法行为；要狠抓工作落实，确保“打非”责任落实到县乡两级政府，关闭措施落实到现场，惩处手段落实到实际控制人，消除隐患、不留后患。要进一步加大处罚惩治力度，对“打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切实做到“四个一律”（即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和经停产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一律关闭取缔；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处罚；对存在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位，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并坚决查清斩断非法生产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经济链条，彻底根除非法违法行为背后的“保护伞”，铲除安全生产领域的黑恶势力，防止前纠后犯，防止新的非法违法行为发生。
五、进一步强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大力推进安全生产科技进步，切实提高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能力
要加强督促和指导协调，着力加快推进煤矿、非煤矿山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加快道路运输相关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渔船防撞自动识别系统、大型尾矿库在线监控系统、大型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系统等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确保国发〔2010〕23号文件明确的各项安全技术装备安装应用工作按规定时限完成，通过科技进步提升重点行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和事故防范能力。要加快7个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14个区域矿山应急救援队建设，积极推进各类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提高救援能力，认真做好每一起事故的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事故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要加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力度，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2011〕4号）和已经制定的工作规划认真抓好落实，结合实际情况，实施分类指导，通过典型引路，实现分批达标。凡在规定时间内未实现达标的企业，要依法暂扣其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责令停产整顿；对整改逾期未达标的企业，要提请地方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六、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监察工作，不断提高安全监管监察效能
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充分发挥部门间联席会议的作用，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加强挂牌督办、跟踪督办和约谈工作。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现场，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同时，要针对安全生产区域性和行业性特点，组织专家开展安全技术服务，做好工作指导，提出必要的整改意见和建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充实安全监管监察队伍，积极改善安全监管监察条件，加强安全监管网络信息化建设，促进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七、进一步强化安全培训和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安全生产群防群治能力
要加强安全法制教育，结合“六五”普法活动，健全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业务和应急救援知识进企业、进学校、进乡村、进家庭活动制度，通过以案说法等多种形式，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筑牢安全生产思想防线。要积极开展安全培训，发挥各级安全培训机构的作用，切实强化职业教育培训、岗前培训、全员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严格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严格规范安全行为。要大力加强安全文化建设，面向全社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知识宣讲活动，积极推进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安全发展城市、安全社区等创建活动，推广先进的安全理念，切实增强全民安全素质和意识，着力提升社会成员和从业人员的自主保安、互助保安和群防群治能力。要加强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做好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网络舆情监测制度，充分发挥广大社会成员、社会组织和企业职工群众参与、支持和监督保障安全生产工作的作用。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并认真抓好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指示和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迅速将有关精神和要求传达到地方政府、部门和所有生产经营单位，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作出全面安排部署。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认真贯彻落实，务求取得实效。请各省级安委会和国务院安委会各成员单位于8月30日前，将贯彻落实情况报送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