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发展中医条例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发展中医条例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01年5月19日审议通过，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中医事业发展，发挥中医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作用，保障公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和中医教育、科研、对外交流合作以及监督管理等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发展中医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中医理论、技术和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创新，促进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现代化。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贯彻中西医并重方针，坚持保护、扶持和发展中医事业的原则，将中医事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发展中医事业专项经费，根据财力情况增加对中医事业的投入，扶持中医事业的发展。
中医事业经费实行财政预算单列。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通过捐助、合作、合资、独资、股份制等多种出资方式发展中医事业。
第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中医事业纳入初级卫生保健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农村中医服务网络。
鼓励城市中医技术人员到农村从事诊疗活动，为农村患者服务。
第二章 中医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
第八条 中医医疗机构的建设应当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使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的占地面积、业务用房、医疗设备、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等逐步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
第九条 政府举办的综合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应当设置中医科或者中西医结合科，承担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的综合服务。
乡村医生应当接受专业技术培训，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诊疗技术。
第十条 单位和个人申请开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依照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审查、批准、执业登记手续；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不得擅自开展诊疗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的撤销、合并，须经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一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坚持以中医为主体，加强特色专科建设，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健全综合服务功能，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质量。
中医医疗机构可以承担社区卫生服务。
符合法定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资格。
第十二条 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享有人员聘用、科室设置等自主权，实行院长任期目标责任制。
中医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第十三条 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由同级财政给予合理补助，并按扣除财政补助和药品差价收入的成本制定医疗服务价格；其他非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执行政府指导价。
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办理工商和税务登记，依法自主经营。
第十四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对采购的药品实行质量验收。禁止使用假药、劣药和国家明令禁止的药品。
中医医疗机构内部使用的中药饮片和制剂，应当按技术规范加工炮制，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
第十五条 中医师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后，方可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从事医师执业活动；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中医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未取得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应当执行国务院制定的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中医医疗机构的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得出具虚假医学证明。
第三章 中医教育与人才培养
第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会需求和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完善中医高、中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培养高素质的中医专门人才。
鼓励单位、个人举办中医高、中等学历教育和与中医院校合作、合资办学。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中医、中西医结合社会力量办学进行业务指导。
第十九条 中医高等学校应当加强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和现代医学教育，其他医药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设置中医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课程。
具备条件的医学高等院校应当有计划地培养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学科研究生。
第二十条 乡（镇）、村中医技术人员实行在职教育。乡村医生资格考试、职称考核内容应当包括中医知识和技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制定继续教育规划，建立和完善继续教育制度，培训在职中医技术人员，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学科带头人及中青年技术骨干。
第二十一条 鼓励高、中等中医院校毕业生到乡（镇）卫生院从事中医诊疗工作。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中医技术人员，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在职称晋升、进修培训等方面与其他中医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第二十二条 鼓励西医及其他相关学科人员学习、研究和应用中医，鼓励中医人员学习、研究和应用现代医学及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鼓励不具备相应学历的在职中医人员参加学历教育，提高中医人员的整体素质。
第二十三条 尊重和保护名老中医专家，鼓励其著书立说。支持获得国家级、省级名老中医称号的专家和学术水平较高、临床经验丰富或者有特长的中医专家带徒授业，开展师承教育。
第四章 研究开发与对外交流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规划，建立中医药科学研究开发体系，组织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的立项、鉴定、成果评奖，推广、应用中医药技术成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支持中医药科学研究，发展中医药新技术。
第二十五条 中医药科学研究机构应当实行规范化管理，其研究用房、仪器装备、技术人员应当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中医药科研实验室实行等级评审制度。
第二十六条 鼓励中医机构以及中医药科技人员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疾病的中医防治、中药单方与复方等开展研究，开发和应用中医药新技术、新成果。
第二十七条 鼓励中医机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掘和推广有独特疗效的中医诊疗技术，研制开发安全、有效的中药新制剂、新产品。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中药科研用制剂的研制和临床应用给予支持和保护。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护和开发中医药资源，鼓励中药材基地建设和中药材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支持中医药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出版和中医药学术专著的出版。
第二十九条 中医药秘方、验方、专业技术和科研成果等受法律保护，可以作价入股，参与开发。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中医机构开展中医药学术、技术、人才对外交流与合作，应当给予鼓励和支持。
第三十一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举办涉外中医短期培训班、进修班。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中医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中医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三）依照国家和省的规定负责中医机构的规划、设置、审批、评审、监督和管理；
（四）管理中医事业经费；
（五）管理中医师承教育，对中医教育进行业务指导；
（六）组织医疗、教育、科研机构的中医人员的培训、考试、考核、资格审查；
（七）依法审查中医医疗广告；
（八）组织中医对外交流与合作；
（九）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计划、财政、教育、科技、物价、工商、药品监管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发展中医工作。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实施中医医疗机构评审制度，对中医医疗机构的基本条件、服务质量、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
第三十五条 从事下列活动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成立中医药专家委员会或者中医药专家组：
（一）中医药研究课题的招标、申请、评审、鉴定和成果推广；
（二）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
（三）中医医疗事故鉴定；
（四）其他与中医相关活动的评审或者鉴定。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严格管理中医事业经费、基本建设资金和中医专项资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截留。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一）在中医医疗、教育、科研、促进中西医结合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
（二）名老中医药专家带徒授业取得突出成绩的；
（三）在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
（四）资助中医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
（五）捐献和挖掘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秘方、诊疗技术的；
（六）在发展中医事业中作出其他重大贡献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规定的，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使用假药、劣药和国家明令禁止的药品蒙骗患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未经批准擅自撤销、合并的，由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挪用、截留中医经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卫生行政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中医是指中医、中西医结合医、民族医；中医机构是指中医医疗、教育、科研、保健、康复机构；中医医疗机构是指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专科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疗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门诊部，中医诊所。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2001年5月19日
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
必要性分析
巴占防
【摘要】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效力的认定也不尽相同。现时，我国法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则已有所涉及。面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热门话题，笔者将对我国建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由、价值取向及应遵循的原则进行浅析，并得出结论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利大于弊。
【关键词】 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可采性
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一直是各国立法的要点。非法证据问题除了包含技术层面的因素，还涉及了法律的本质、价值观等更为抽象的价值层面的因素。所以在诸多证据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引发的争议和分歧也相对较多，而这些冲突都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是我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主要部分。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从总体上讲也没有成体系的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正是由于这种不足，为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方面的理论研讨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研究这一课题，对于我国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
所谓“非法证据”，也称非法获得的证据。现时，我国刑诉法理论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外延存在多种认识，不同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于非法证据中“非法”的含义应该作何解释，是不合法的证据还是违法取得的证据，认识尚不统一。一种意见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遵守之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即违法取得的证据。⑴第二种意见认为，非法证据不应仅限于违法取得的证据，如《中国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将非法证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 ⑵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范围更为广泛的定义，认为刑事证据是事实上的证据与法律上的证据的统一，是具有证明能力的内容与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形式及收集、提供证据的人员（主体）和程序法律性的统一，证据的法律性应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证据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都合法。所谓的非法证据就是违背以上四方面之法律性的任何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事实材料。⑶显然，第一种意见更关注于取得证据的过程与程序是否合法；而第二种意见对非法证据的认定范围显然较前一种有所扩大，不仅针对证据的取得过程，还包括对证据的法律规定性的违反，即如果该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但表现形式或来源不符合有关规定，依然属于非法证据。最后一种认识将内容不合法的证据也作为非法证据的一部分。所谓内容不合法“即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或与案件事实无联系的事实材料，因其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对案件真实的查明毫无意义而为非法证据”。
目前诸多非法证据概念内涵，其实是将证据的法律性，即是否具备可采性的证据与是否为国家强力机关所违法收集的证据混淆起来了。从照顾普遍认识的角度出发，以证据的收集和制作主体作为区分标准，可以将非法证据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非法证据，即所有不具备可采性和关联性的证据；而狭义的则可定义为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所形成的证据。本文所论及的非法证据所指的是狭义的非法证据概念。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非法证据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司法人员无视法律的有关规定，损害了证据的合法性基础。但是隐藏在表面原因背后的内在原因或者说是形成非法证据的深层次原因则复杂得多，既有法律规定不严密、不明确的因素，以及监督、制约不到位和不得力的原因，也有刑事政策的倾向性问题，甚至还有大众的法律意识和价值选择等心理层面上的原因。所以在判断和分析非法证据问题时，必须从两个不同的层面着手，即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价值层面是对理论依据和应然性问题的研究，而技术层面则是对现实条件和实然性问题的分析。只有将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对非法证据问题得出更全面、更合理的结论。对任何一方面不恰当的偏重，都有可能造成立论上的偏差，或从一些先验性的价值判断出发，得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法律规范之一的结论，并以道德和非道德的标准评判对该问题持相反观点的见解；或过分强调现实条件和实践困难对接受和确立该原则的阻力，以存在就是合理的态度反对设立该原则。
世界各国之所以对非法证据普遍存在极为激烈的争论，其真正的原因不仅在于非法证据的存在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还在于在非法证据的身上所体现的价值分歧与不同的价值选择。非法证据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看待非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在其身上至少体现了三对矛盾：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冲突；刑事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和维护当事人权利职责的冲突；立法理想化的价值选择和现实生活中执法困境的冲突。而这一切价值和冲突都可归结为客观真实与程序正当之间的冲突与选择上，任何一个国家均不会只关注其中一个价值，而会尽量保持两者的均衡。而现代世界各国对待非法证据的效力，其取向不尽一致。一种是“完全排除”规则，一种是“相对限制排除规则”，并不是绝对的，而更多的是在上述两种规则之间的不断的合理融通，例如我国的学者们关于其效力的学说主要有：完全排除说；真实肯定说；线索转化说；区别对待说及排除加例外说。⑷其取向不一致的原因有二，一是绝对的排除非法证据变为相对限制排除，是因为排除规则还必须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状况相适应，亦是法律稳定性对立法性的一种相对妥协；二是人们在对待非法证据所取证据效力时，对实现诉讼的安全与自由的统一，在保障措施上不能时时、事事统一，体现了社会普遍安全与自由的统一。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规定了追求实体真实的诉讼活动必须建立在程序合法的基础上，同时法律程序又保障实体真实的实现。学者陆云霞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实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总体利益时已充分考虑保障公民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如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允许律师的提前介入、被害人参加诉讼等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统一任务的不可分割、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因此，我国刑事诉讼奉行的是一种比较均衡的价值观。这种价值取向突出表现在：1.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享有律师协助权，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2.审判阶段推行当事人主义，法官在诉讼中主要是通过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判断案件客观事实，大大削弱法官调查取证的权力，提高了控辩双方的主动性，增强了双方的对抗性。现行刑事诉讼法改变了过去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将追求实体真实和程序正当作为一个统一目标，而这样一种均衡价值取向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如果我国刑事诉讼出于一味追求实体真实，而对法律程序的正当性、人权保障的重要性不能予以重视，那么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能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尚不能找到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严端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一书中谈到，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分子与诉讼过程中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是一致的。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使得直接目的的两个方面——惩罚和保障不能很好地兼顾。非法获得的证据，因其真实可靠，是惩罚犯罪的依据，但取证手段却侵犯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非法获得的证据，无论采纳与否，均有利有弊。准予采纳，有利于在具体案件中惩罚犯罪，但不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会助长某些司法人员收集证据时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排除，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遏制非法取证行为，但不利于在具体案件中惩罚犯罪。在出现了刑事诉讼直接目的的两个方面不能兼顾时，要做出抉择，标准应是怎样做更有利于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实现。司法实践中，如允许采用非法获得的证据，在个案中有惩罚犯罪之利，却有国家“承认”司法人员“破坏”刑事司法制度以及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和结果之嫌。还会导致司法人员和广大群众对正确行使刑事司法权的漠视或不信任心理，从而引起更广泛的不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后果。前者为小利，后者为大弊。所以，从原则上说，非法获得的证据应当排除。
三、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由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但如果在刑事审判中，按照绝对、完全的原则对非法证据不予采信，理论上既难以自圆，实践中也难以实行，则弊大于利。其主要理由如下：
1、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大势所趋
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消除刑事诉讼法中所有不公正、不人道的取证方式的愿望，以及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的努力，无疑是法律发展的最终方向，也实在刑事诉讼领域实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必经途径之一。另外反对设立的观点也只是认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非法证据排除应当缓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法学理论上根本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必要。所以双方的差异只是现在时和将来时，争论的题目也是“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有无设立必要”显得更为恰当。
从世界各国和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来看，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大势所趋，尽管近年来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迫于国内犯罪率上升的压力对这一规则的适用作了一定的限制。不过人家搞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扬弃，与尚在为现代化努力的中国还是有一定区别。在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就像在分配领域应当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选择权利的行使或限制时，还是应更多的考虑对权利的确立问题。之所以这么做的根本理由不是因为效率比公平更重要，权利的确立比对行使权利的限制更重要，或者说在道德上更有价值，而是因为就目前的国情而言，权利架构的建立才是更为紧迫的问题，矫枉应当过正。但是，国外对这一问题所做出的新的限制还是为我们考虑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提醒我们其实非法证据问题并不是刑事诉讼法中的根本性问题，只是枝节性、技术性的问题，处理起来完全可以更有弹性、更灵活。对其内容的部分变更和取舍不会对整个刑事诉讼制度或证据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对非法证据进行价值分析和选择的结论
认为证据的证明能力方面的缺陷无损于它的证明力的说法侧重证据的自然效力，强调证据的证明力，但忽略了证据的法律效力，无视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的法律规定性，将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割裂开来。但是实体真实主义的目的观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实体真实主义的目的与其理论体系存在矛盾。虽然实体真实主义承认刑事诉讼具有查明案件真实的能力，但其所谓真实不是人的认识与客观实际的一致，而仅是诉讼上真实，即所谓“属于作为认识的真实而非作为存在的真实”。⑸实体真实只不过是刑事程序运作的结果。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如果将程序价值置于实体价值之下，那么实体真实的基础就不复存在。就人类目前的认识能力而言，是无法认识绝对真实的，诉讼上的真实只是相对的事实。程序工具主义强调实体真实对程序合法的优越地位，实际上在抛弃了诉讼程序后，就已经不存在诉讼程序结果意义上的实体真实。
其次，对程序对立价值的忽视实际反映了实体优越以及实体至上的思考方法，表现出其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和片面性。这不意味程序工具主义完全不尊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及无视程序的合法性，但是由于提倡实体真实所形成的实体的优越地位，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就只能在发现实体真实许可的范围内得以体现，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就容易被忽视。因为刑事法律所关心的就只是查明案件事实和对犯罪的处罚，而对这一目的的实现有可能产生妨碍的因素就被置之不顾。
程序工具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上的：刑事法律应当以实现正义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而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则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所以刑事法律应当有利于发现客观事实，同时维护国家法律秩序和确保社会利益是刑事法律的最终目的，因此最大限度的惩罚犯罪也是必要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任务就是发现和惩罚罪犯。但是这样的推论过程如前文已经证明的那样，是存在缺陷和不足的。对刑事案件而言，不存在脱离诉讼程序的案件真相，只有诉讼事实，没有程序就没有“真相”；发现真相也不是审判的唯一目的，审判还肩负解决争执的任务，而无视被告人对审判的参与等诉讼权利，是不可能到达这一目标的。
所以如果认为证据只要是真实的就可以采信，实质上是在说只要对定案有利就可用。在刑事诉讼中奉行这样的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侦查部门已完成案件的侦察后，还必须举行复杂、冗长的法庭审判，而这样的审判对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未必永远有益；它也无法提供为什么必须禁止以刑讯逼供等手段取证的理由。正义必须实现，但正义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所谓看得见的方式是指正义必须以公众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实现，如果负责实施法律的司法人员在执法时却违反法律，侵犯了公民（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而最后法院又通过采信非法证据的途径对这种违法行为予以认可，那样公众和社会又怎会对司法制度产生信心，并进而分享法律进步的成果呢？
再次，在对犯罪进行制裁的过程中无视程序规定的限制，取证手段的取舍以控制犯罪为唯一标准，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不亚于刑事犯罪行为对人类社会的破坏，而且后者还会对其他一些主要目标造成严重后果，实在是失大于得。人类诉讼制度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单纯追求有罪必罚的目标往往会导致或助长刑事司法权的滥用和专断。在社会秩序的大变革期间，往往会以形式需要为借口，抛开诉讼程序，而追求所谓的绝对正义。以“文革”为例，仅在1979年至1981年，全国共改判“文革”期间冤假错案301000余件，涉及当事人326000余人，其形成的错案之多株连之广，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可见“文革”期间无视公检法的分工制约，无视公民的合法权利、滥用刑讯手段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之严重性。出现这样的情形，与我国以往的法学理论强调法律发现真相、法律文化中又一向缺少程序法的理念有密切的联系。而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矫枉的重要一环。
3、缺乏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法
我们知道任何对于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存在缺陷的，对于现阶段而言，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设计没有瑕疵的完美规则，而是寻找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制度安排。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试图通过对证据的认可程序来推行实体法律要求和其他程序法律要求，是否还存在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好的达到预定目标的办法呢？
一般而言，对因非法取证行为对国家法制、当事人的权利所造成的损害有两种基本的法律救济方法：行政、刑事处理和损害赔偿诉讼。
（1）对不依照法律行事的执法官员，视违法情节轻重予以行政、刑事制裁，的确实抑制非法证据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障碍甚多，所能产生的威慑效果远比设想的为小。这受制于以下几个因素：侦查机关与刑事被追诉人的地位和力量对比；违法取证手段的多样造成较难被发现和证实；违法行为的普遍性以至法不责众。
刑事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的力量差距是现实存在的，否则也就不可能出现刑讯逼供的问题了，这种差距更多的是通过贬抑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而得以实现，即尽量限制其权利的行使。而且由于这种限制使得刑事侦查过程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和代理人有时难以得知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也正是因为这种封闭使得侦查机关的许多非法取证行为难以被发现。其实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谁也不会超过诉讼当事人及其利害人，所以由他们对侦查机关的行为的监督才是最有力和最不讲情面的。在司法实践中固然应当注意发挥专门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但是由于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许多问题，这种监督所能够产生的效果既难以让人对现状感到乐观，也无法使人对其前景抱有信心。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这种封闭性对监督部门也同样存在，后续的司法环节只能得知侦查机关收集了什么证据，至于收集方式和途径也难以知道得更多。其次，形成合力共同打击犯罪的执法观念和法律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一般来说只要案件质量，特别是实体上没有大问题，程序上即使有些问题，也就过去了。所以对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和纠正的任务要求由一家机构完成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改进违法取证状况方面，可以考虑增强侦查过程的透明度，使被告方有机会介入侦查程序，真正确立其主体地位，使其能够有效保护自身的诉讼权利。但是在目前，应当承认侦查机关的特殊地位是不利于违法取证事实的发现的。
但是即使增加了案件侦查的透明度，对被告方而言，收集能够证实违法取证行为存在的证据还是十分困难的。以违法取证中较典型的刑讯逼供为例，刑讯逼供不一定要通过肉刑，还有许多变相肉性和精神折磨的方法可以用，如罚站、罚冻、罚饿、疲劳审讯、车轮战等；即使用肉刑也有许多可以不留下可供查实的痕迹的经验和做法；即使留下了用刑痕迹，等到被告人有机会向外界说明这一点，如向公诉机关或者在法庭上向法官展示伤痕，多数情况下伤势差不多也好了；即使还没有好，侦察机关也同样可以有很多托词，或者事先已有安排，如自己不动手，让其他疑犯动手，从而难以追究侦查人员的责任。所以刑讯逼供行为除了个别除了人命或酿成泼天冤案，少有受到追究的。取证难，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外，如果在某各地区、某个部门，违法取证行为已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实，相当部分甚至多数侦查人员都参与其中，如无证搜查、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此时对这种行为的制裁会遇到更大麻烦，因为没有不处理别人，但处分我的理；但是如果扩大处罚面，又有法不责众之感。况且在目前情况下，取证行为不规范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也增加了制裁违法取证行为的难度。所以想通过侦查机关自身或其他部门对违法取证的侦查人员进行制裁的方法，以减少次类行为的目的一时还难以实现。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对全世界的侦查机关来说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胳膊肘往里拐，自己人向着自己人并没有什么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尤其当这个“自己人”犯错误是为了公事而非私务时。
（2）由侦查机关违法取证行为的受害人向该机关提起诉讼，以请求赔偿。这个方式有其自身的优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违法取证行为，因为侦查机关也许会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减少侵权行为，如果不这样，执法的成本或许会上升很多；另外过多的赔偿对侦查机关的声誉也会有负面影响，也就促使主要负责人下决心解决该问题。但是这能否成为主要措施，即完全替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则由于其自身的不足，还在两可之间。
所以对有严重违法取证行为的侦查官员实行刑事或行政处罚，或对其提起损害赔偿都可以作为制止非法取证行为的补充措施，但是作用有限，故尚不具备取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能力。
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有弊，但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现状来看，是利大于弊。因此，我国应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作者单位 利津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