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访要挟政府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郑礼华
摘 要：以上访要挟政府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个新难题。以上访要挟政府并提出某些要求，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否符合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如何结合案情对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进行判断？笔者旨在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简要说明上述相关问题，以期对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案情
张某系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立功复员退伍军人。2004年8月，张某多次组织其他战友以没有合理安排为由进省进京上访，给当地镇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压力，镇领导反复规劝无济于事。2005年3月“两会”期间，张某又扬言组织人员进京上访，镇政府派人做安抚工作，张某提出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可停访。鉴于当时信访稳定工作的紧急情况，镇政府领导被迫答应了张的无理要求，从镇财政开支9000元为张某的女儿代交了择校费。2005年4月公安机关以张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对其刑事拘留。
二、问题
对于本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本案的争议点在于：（1）、张某的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2）、张某客观上是否采取了威胁或要挟的方法；（3）、张某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4）张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敲诈勒索罪的客体。以上访要挟政府的行为究竟如何定性，是否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值得我们研讨。
三、研讨
（一）、张某的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在本案中，张某提出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的要求，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犯罪是指违反我国刑法、应受刑罚惩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形式特征。如果行为虽然违法但是并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或刑事违法性，或者本身是合法行为，那么我们就不能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具体到本案，如果张某的行为合法，既没有社会危害性，也没有刑事违法性，当然也就不存在犯罪的问题，更不可能成立敲诈勒索罪。
如何判断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般理论认为，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第二，行为的性质、手段、后果以及危害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第三，行为人自身的情况及其主观因素。在考察社会危害性的过程中，要能够透过现象抓本质，历史的、全面的进行考察。至于实践中如何操作，未见有相关论述。
笔者认为，判断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可以判断该行为本身是否合法。如果行为本身合法，当然地否定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就不用继续进行判断其他内容。如果行为违法，接下来才判断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
本案中，张某的行为合法，没有社会危害性。理由如下：
第一，依法上访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这一权利既可以在宪法上找到依据，也有《信访条例》的明文规定。“从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讲，信访权是公民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不仅是国务院信访条例和地方性信访条例所确认的法定权利，也是我国公民反复行使的一项现实权利，并且有宪法第四十一条作为其根本的依据”。2
张某作为一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立功复员退伍军人，因为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合理安排而上访，既是寻求自身合法权利的救济，也是对地方政府部门的监督，并无不当。张某准备在“两会”期间进京上访，虽然上访时间敏感，但法律也并未禁止“两会”期间不得上访。只要政府部门没有解决张某安置问题，张某无论什么时间上访都是合法的。
第二，张某要求的本质是要求政府补偿所受损失。白居易的《卖炭翁》中，卖炭翁“一车炭，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最终只能通过“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解决。张某面对既不肯解决问题，又不准上访的镇政府，也只能寻求其他途径来补偿自己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期待张某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再者，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并不过分。镇政府为解决张某女儿上学支出的费用是9000元，如果镇政府通过其他渠道，这笔费用可能更低，甚至根本不必支付任何费用。而镇政府解决张某安置或者补偿的费用可能远不止9000元。
第三，政府有义务妥善处理上访人提出的各种要求。对于上访人合理的要求应当满足，不合理的要求可以协调。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对镇政府而言，如果张某的主张合理，就应当根据信访条例、相关行政法规或政策妥善解决张某的安置问题。至于通过何种途径解决，是安排工作还是发放生活补贴，还是其他的途径？应该说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唯一的。现实生活是灵活多样的，不同的当事人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是本质却只有一个——补偿。镇政府采取解决安排张某女儿择校，应当视为一种是一种补偿解决措施。如果张某的主张不合理，根据信访条例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镇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说服教育，不予理睬，甚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来解决。如果镇政府先支付费用，然后马上启动刑事程序，以“敲诈勒索罪”将上访人送进监狱，既有实施“警察圈套”的嫌疑，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一个政府应有的诚信、公正的原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某的行为是合法的，从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二）、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威胁或要挟
通说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取了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那么本案中张某是否采取了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首先必须明确威胁或要挟方法的含义。
所谓威胁或要挟方法，是指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管理者给予精神上的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但是并没有达到被害人不能反抗的地步，被害人在决定是否交付财物上尚有考虑的余地。通常表现为：以在一定时间或者条件下，对被害人及其亲友的人身实施暴力相威胁；以毁坏被害人人格、名誉相威胁；以毁坏财物相威胁；以揭发被害人的隐私或弱点相威胁、要挟；以其他方法进行威胁，如利用栽赃陷害相威胁、相要挟等。
笔者认为，本罪中行为人的“威胁” 应当和受害人主动提出要求而导致的“双方协商”相区别。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或者要挟，意在通过此种途径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威胁或者要挟通常是行为人主动采取的，具有主动性，体现主观恶性。但是，在受害人主动提出要求而导致的“双方协商”的情况下， 则是受害人一方为了避免不利情况的发生，主动向行为人提出请求，要求行为人保守秘密、作为或者不作为某种行为。在协商的过程中，行为人也许提出了某些要求，但是因为行为人客观上并没有采取威胁或要挟的方法，主观上也没有以此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所以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例如，司机甲驾车行驶到路口时，将骑车行驶的乙撞死。甲没有报警，而是选择逃逸。这一切让途经此处的丙看到。丙正准备报警，被甲发现。于是甲苦苦哀求丙不要报警，承诺给丙1万元的“封口费”。丙提出1万元太少，最少要5万。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丙接受了甲2万元的“封口费”后没有报警。在这种情况下，甲并没有受到威胁或者要挟，丙也没有主动威胁或要挟甲，甲给丙2万元的“封口费”，完全出于甲的自愿。“采取威胁或要挟的方法，目的是迫使他人交付财物。亦即行为人的上述行为与他人交付财物之间，必须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如果交付财物不是受到威胁或要挟的结果，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3因此不能认定丙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可构成包庇罪。
但是如果丙提出最少要10万元，甲认为根本无法接受，最后谈判破裂，丙报警，丙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笔者认为不构成。首先，丙提出10万的要求是在甲希望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阻止丙报警的基础上作出的，交易的达成自然存在一个谈判的过程，不能认为丙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胁迫。其次，谈判破裂后丙去报警，如果丙因为报警导致最后自己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未遂，从刑事政策的角度上也是讲不通的。同样，如果甲同意支付丙“封口费”5万元，当场支付了一万元。后甲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愿继续支付剩下部分。丙经多次索要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举报。这种情况也不应认定丙构成敲诈勒索罪。
那么，如果甲丙当时商定为支付1万元，且甲已支付。后丙发现被害人家属以5万元悬赏征集案件线索，于是要求甲提供差额4万元，否则就向真相告知被害人家属。最后因甲没有提供差额4万元，丙将线索提供给了被害人家属获得了5万元奖励。对于丙向甲索要4万元差额，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前一行为既已结束，后一行为应当独立评价。丙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主动而为威胁、胁迫，应构成本罪客观方面的“威胁”。
本案中，张某的并没有采取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理由如下：
第一，张某并没有主动威胁或者要挟镇政府。张某产生组织其他战友上访想法，并对外宣布之后，镇政府派人找到张某，主动做安抚工作。张某提出为女儿解决上学的问题，是在镇政府主动做工作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换言之，张某是被动提出的要求。政府做安抚工作，张某提出要求，双方就解决问题讨价还价，是能够理解的。而不能将张某在为协商解决问题中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认定为敲诈、勒索。
第二，张某扬言上访，不可能造成镇政府的恐惧。张某上访所针对的是镇政府未予合理安置的行为，这种行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国家行为。镇政府不会因为张某对这种国家行为提出异议而遭受任何经济上的损失。国家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相对公民个人而言处于强势地位，也不可能受到公民上访的威胁。公民依照宪法拥有监督政府的基本权利，现在公民要行使这一监督权利，结果使政府害怕了？政府认为公民对自己进行威胁或要挟，要以刑法追究公民的刑事责任。这种逻辑明显是荒谬的。这里恐惧的并不是镇政府，而是镇政府领导；由于镇政府领导害怕张某上访而遭受不利，只好和张某达成妥协。从表面上看，国家因为张某提出请求而遭受了损失。其实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这一问题：其一，从本质上看，该项费用是镇政府对张某上访主张的解决和补偿；其二，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这里镇政府违法动用地方财政，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对于补偿张某却是合理的。这也是行政法理论中合法性与合理性现实冲突的具体体现。应当由相关镇政府领导承担行政或刑事上的责任，而不是张某，当然更不是敲诈勒索罪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张某客观上并没有采取威胁或要挟的方法。
（三）、张某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通说认为，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且是直接故意。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在于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第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非法占有，也包括意图使第三人非法占有。
但对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三种学说，即意图占有说、不法所有说和非法获利说。意图占有说认为“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明知是公共的或他人的财物，而意图把它非法转归自己或第三者占有。”不法所有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以非法暂时占有（狭义）、使用为目的……；二是以不法所有为目的”。非法获利说认为非法占有就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这里不作过多理论上的争论，以占通说地位的意图占有说为考量依据。
本案中，张某主观上不存在直接故意，也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理由如下：
第一，张某的行为缺乏社会危害性。“犯罪主观方面永远表现在危害社会的行为上，只要行为缺乏社会危害性，犯罪主观方面便无从谈起。” 4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某的行为是其正当行使权利的过程，合法合理，并不存在任何的社会危害性。既然如此，张某显然也就不存在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第二，张某的行为表明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正确判断犯罪主体的主观方面，关键在于坚持犯罪行为等客观事实的检验标准。” 5我们不能离开了客观事实来对主观方面进行猜测。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张某因为权利受到侵害在非常时期准备上访，镇政府主动派人来做安抚工作，双方对如何解决问题进行商议。张某提出了一些变通的、自己能够接受的、事实上也并不过分的解决方案，镇政府最后也同意了这一方案。从上述事实中看，张某行为的本质是寻求自身合法利益的补偿，无法推导出持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司法实践中，即使行为人为了追回自己的合法债务而对债务人使用了威胁手段，也认定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构成本罪。
（四）、张某的行为是否侵犯敲诈勒索罪的客体
敲诈勒索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也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或其他权益。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基本上没有争议。本罪的对象，可以是各种公私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如金钱、有价证券、房屋、汽车等等；也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如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以及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等。
但对刑法第274条中的“公私财物”如何理解，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肯定说从刑法的社会法益保护的机能出发，认为既然“敲诈勒索他人财产性利益的犯罪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财产性利益本身就是由财产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法理上将‘公私财物’扩大解释为财产性利益，司法实践中参照执行，也是未尝不可的。” 6否定说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出发，认为既然我国刑法明文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才能构成本罪，而“财物”不同于“财产性利益”，按照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不能对刑法作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大解释，那么，就不能将“公私财物”扩大解释为包括财产性利益。7
对于张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敲诈勒索罪的客体，讨论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并没有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另外的两种意见都认为张某的行为侵犯了敲诈勒索罪的客体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一种认为张某获得的是一种经济利益，另一种认为同时包含有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两种利益。但上述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论并不影响我们对本案的探讨。
榆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榆林市人民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金融合作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榆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榆林市人民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金融合作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榆政办发〔2008〕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榆林市人民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金融合作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榆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八年一月七日
榆林市人民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金融
合作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为加强我市与国家开发银行 ( 以下简称开行 )开发性金融合作项目资金管理，提高投资效益，保证资金合理、有效使用，根据现行财政性投资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管理规定，结合开发性金融合作项目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开发性金融合作项目资金，是指经市政府同意，由榆林市城市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作为政府融资平台向开行申请的项目建设资金贷款。
第二条 开发性金融合作项目资金必须按规定用于政府批准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政府优先发展及市场机制不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行业和领域。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各用款单位不得改变资金用途，如需变更，须经市政府与开行协商确定。
第三条 城投公司要在与开行协议确定的项目贷款经办银行设立开发性金融合作项目资金总账户（以下简称资金总账户），各项目建设单位在财政审批确定的银行开设项目基建账户，用于贷款资金的拨付。城投公司资金总账户还可用于归集纳入还贷资金的项目自身收益（如分红等）、股权和债权转让收入、处置变现抵质押收入等。
第四条 各项目建设单位要根据项目投资计划，提出资金需求，市发改委、财政局根据全市财力状况和国家有关政策，与城投公司协商后提出年度融资计划，经市政府研究审定并报市人大审议通过后，市政府将融资计划下达给城投公司。
城投公司根据市政府下达的融资计划和项目具体情况，向市政府提交分项目的融资方案，包括融资项目的贷款金额、期限、利率、担保措施及解决方案等重要事项。市政府同意后，城投公司方可组织实施。
第五条 根据城投公司与开行签定的项目贷款合同及市政府确定的分项目资金安排意见，各项目建设单位依据项目建设进度，向市政府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市政府下达拨款通知；城投公司接到市政府的拨款通知后，向项目建设单位拨付资金。
第六条 项目建设单位要配合城投公司按照借款合同分年还款计划，编制下年度偿还贷款本息计划，于每年11月底前报送市财政局，由市财政局汇总后编报归还银行贷款本息的预算。市财政局于还款日前7个工作日内将项目应偿还的贷款本息足额转入城投公司开设的归还开行贷款本息专户，由城投公司负责向开行归还贷款本息。
城投公司根据各项目在建设期内应承担的贷款利息，以开行出具的项目贷款利息单载明的金额，通知项目建设单位将贷款利息记入项目建设成本。城投公司实施的统建项目直接将贷款利息记入项目建设成本中。
第七条 市财政局应在开行陕西分行开立“榆林市使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偿债准备金（以下简称偿债准备金）专户”，用于归集财政安排的还贷资金。
第八条 城投公司资金总账户中资金不足以清偿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时，用偿债准备金弥补城投公司偿债资金的缺口。
第九条 偿债准备金来源：
（一）土地出让收益；
（二）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还贷资金；
（三）偿债准备金专户资金收益；
（四）使用贷款项目投产后上缴财政的收益；
（五）市本级财政专项资金、政府性基金、专项收入等；
（六）抵质押物处置所得收益；
（七）其他可用于还贷的财政性资金。
在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资金顺序上，先在土地出让收益金中安排，不足部分再由其他资金弥补。
第十条 市财政局每年将偿债本息资金最多分四次划入偿债准备金专户。
第十一条 偿债准备金的使用。
（一）城投公司要在每笔贷款本息到期日30天前，查验资金总账户余额。若余额不足以还贷，要积极筹措和催收还贷资金。
（二）贷款本息到期时，若城投公司资金总账户中的资金不足以偿付到期本息时，市财政局要从偿债准备金专户中提取足额资金划入城投公司资金总账户；若市财政局未及时划款，开行陕西分行可以特种转账方式直接从偿债准备金专户划转。
第十二条 偿债准备金实行余额动态管理，市财政局可以对偿债准备金专户内资金进行正常的资金调度，但在开行每笔贷款本息到期日30天前，偿债准备金专户余额必须能够弥补城投公司偿还开行的到期本息资金缺口。
第十三条 市财政局、城投公司、各项目建设单位应重视和加强项目建设财务管理，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各项目建设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收集、汇总工作，及时报送资金到位、使用情况的月报、季报、年报，工程进度报告、项目竣工财务决算、项目竣工后的投资效益分析报告等相关资料。
第十四条 项目竣工后，由财政部门投资评审机构对竣工项目进行评审，审计部门对竣工项目决算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项目财政资本金和政府融资计划安排的融资资金之和小于审计报告认定的造价部分，由财政弥补资金不足；财政资本金和政府融资计划安排的融资资金超出审计报告认定的造价部分，由项目实施单位将多余款项退回财政。
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竣工时要编制财务决算资料，并将财务决算资料报送城投公司，城投公司以审计报告确定的资金数额作为项目结算的依据，处理项目资产相关账务。待贷款本息偿还完毕后，项目资产可按有关规定移交给政府或政府指定的部门。
第十五条 市财政局、发改委、审计局、国资委、监察局等部门要加强对开发性金融合作项目资金和基本建设资金的监督与检查，及时了解掌握资金到位、使用和工程建设进度情况，督促建设单位加强资金管理。
第十六条 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分清责任，严肃处理。对截留、挤占和挪用开发性金融合作项目建设资金，擅自变更投资计划和基本建设支出预算、改变建设内容、提高建设标准以及因工作失职造成资金损失浪费的，要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触犯法律的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