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知识产权人才应具备那些能力？相关的讨论和研究相当的多，大体归结为要懂技术、懂外语、懂法律、懂经济等。笔者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对人才类型先进行分类，从现有的知识产权工作分工来看我国知识产权界可以分为三个“江湖”，第一个“代理人江湖”，以专利代理人为主体，主要从事与专利、商标代理相关的业务。第二个“法律江湖”，律师占其主导，主要做知识产权维权。第三个“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江湖”，大体由在企业从事内部知识产权管理的人员构成。这三个“江湖”代表了知识产权人才的三个类型，每个“江湖”工作侧重点不一样对人才要求并不一致。“代理人江湖”一般不要求法律及经济学背景，而“法律江湖”主要是法律专业出身的律师。这些人才中号称具有技术和法律双重背景的“双栖律师”全国只有1000多人，再懂经济更是稀有动物了，因此笔者绝不赞同笼统把知识产权人才界定为复合型人才。“术业有专攻”，不同的工作岗位对人的专业、技能等要求不一样，绝不能以一元化的思维用一个固化的标准简单去衡量知识产权人才。
本文侧重讨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江湖”对人才的需求，对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企业知识产权的工作内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知识产权工作分为：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四个方面，涵盖了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主要工作内容。创造就是智力创新活动，对企业而言主要体现为技术研发，创新是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基石，是知识产权权利的源泉。单纯的知识产权对企业没有实质价值，企业的目的是要将知识产权变为企业的财产，最终为企业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这就是运用。保护就是将创新成果权利化，包括两个方面：权利的取得和权利的维护，权利的取得是将创新成果申请专利（含商标注册、著作权登记等），使之成为受法律保护的一项知识产权权利；权利维护主要是预防和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管理则是个框，凡涉及知识产权的各项工作都可以装到管理这个框中。因此企业知识产权工作重心在三个方面：创造、运用、保护，也即是“知识”、“产”、“权”，“知识”对应创造，“产”对应运用，“权”对应保护。
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包括“知识”→“权”→“产”三个流程。第一个流程：“知识”就是创新，一般认为创新是个技术活，传统的做法是主要仰仗技术人员来完成，但这种做法已经不符合潮流了，现在的技术研发小组是小而全，“小”是指研发团队人数少（以7-8人为限），“全”是指研发团队需要包括法律、生产、销售、财务等多部门的人员，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当然要从研发开始就要介入，查询专利文献，了解该技术的专利布局，研究如何绕过现有专利等？介入研发过程确实需要具备一定技术背景。第二个流程“权”就是将创新成果权利化和维权，权利取得一般是向政府机关申请，专利、商标等申请有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权利维护中打击侵权也由律师代理，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专利、商标申请的代理率都在70%以上，知识产权维权外包的比例也较高。尽管知识产权权利取得和权利维护外包比例较高，但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必须了解一定的代理知识，了解基本代理流程，对于知识产权维权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第三个流程“产”是知识产权工作的核心所在，第一、第二个流程都花费了企业的成本，企业指望在第三个流程中加倍赚回来。知识产权运用不仅仅是企业自行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现在的产品包含的技术日益复杂化，据介绍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集成了几万个专利，如果这些专利技术全部由一家公司来开发，至少需要配备300万个技术人员，这是任何企业都无法做到的，现代的技术研发靠愚公移山式的自主开发是不可能完成的，“开放式创新”是对创新活动本身的创新，企业以做集成工作为主，因此专利技术运用的关键在于各种许可谈判，这就是做买卖，没有经济头脑，没有一定的商务知识也是搞不定的。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三个方面以及三个流程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确实需要具备理工科、法学、工商管理、经济等多个专业的知识，涉及面如此之宽，至少跨了几个大学专业，一般人绝难达到。据笔者对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一项调研，示范区内只有6%的企业知识产权由专门的部门管理，8%的企业由技术研发部门管理，2%的企业由法律部门管理，60%以上的企业知识产权由行政或财务部门负责管理，即便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也相当薄弱，与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高度缺乏有关。人才不足必须要培训，在我国“代理人江湖”及“法律江湖”都是有进入门槛的，有强制的执业资格认证，也有完善的人才培训和考核鉴别机制。大家对知识产权人才的讨论常常忽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江湖”，这个江湖是开放的，没有准入机制，到目前也没有相应的人才任用标准，没有规范的人才培训计划。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如何进行培训呢？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需要的专业能力和实务技能涉及这么多的专业，如此求全责备不利于缓解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高度缺乏的现状。
在医学领域有个大家不太熟悉的名词：全科医生（General Doctor），是指经过全科医疗这种范围宽广的医学专业教育训练的医生，具备综合性的知识结构、丰富的经验、卓越的管理才能。全科医生制度已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各国全科医生数量占医生总数的30%—60%。我国医生的培养机制也曾经以专科医生为主，医院也按照专业进行设置。病人没有医学常识，哪里知道自己的病该去哪家专科医院呢？到医院看到让人眼花缭乱的科室该挂哪个科室的号呢？笔者有个亲戚大腿上有大片的肌肉萎缩，家里穷偶尔有些痛忍忍就过去了，几十年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经济条件好了想到了治疗，遇到北京某部队医院的医生，看一眼就说出了病名，并说这是因为年轻时打多了青霉素引发的后遗症。亲戚回到省城，跑遍了所有的三甲医药，都说不清是什么病，还说要割一块组织进行化验，后来又来北京找到部队医院，医生说这病对生活不会有多少影响，治疗不一定有效果，因此建议不用治疗。我们在网络上进行检索，了解到发病原因和各种症状全部如部队医生所说，几十年的心病才算落定。省城的三甲医院条件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医生水准不高，其实只是找错了科室，普通病人怎么知道肌肉萎缩要找骨科呢？专科医生制让医生们在某个专业很精深，但是对于非专业的病甚至缺乏基本常识，这样造成病人无所适从，在各医院、各科室之间徒劳奔波，浪费了钱财，可能还贻误治疗时间。专科医生制度致使医疗资源过于集中，眼睛有毛病全中国的人都来同仁医院，心脑血管病都挤到阜外医院去排队挂号……造成这些医院的医疗资源极度紧张，而社区医院却门庭冷落。其实大部分病情都是普通常见的，一般的医院一般水准的医生都可以治疗好，由于缺乏可以信赖的医生的指导造成民众病急乱投医，有钱没钱都往传说中最好的医院跑。全科医生由于其全科背景对各种病情都有所了解，一般的病情都可以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引导到专科医生解决，这样全科医生可以服务于每一个病人，可以作为个人健康相关事务的顾问，也是引导专科医疗的经纪人，成为值得信赖的一辈子的个人健康保护神。全科医生制度可以将医疗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能在社区或县乡医院解决的就地解决，不能解决的再到专门的医院治疗，对病人而言节省了医疗费用，对医院而言解决了冷暖不均的沉疴。我国现在非常重视全科医生制度，并大力推行全科医生的培养，卫生部与教育部为此联合制定了全科医生的培养规范。
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也走了专科医生培养模式的弯路，专注知识产权法律人才及专利相关方面的人才培养，忽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的培训，造成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极度缺乏，另一方面也造成代理人及法律资源过于集中在北上广几大城市，企业也盲从非要到北上广找大所，地方留不住知识产权人才。知识产权人才与医生一样可以区分为“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代理人江湖”和“法律江湖”可以看作是专科医生，“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江湖”则是全科医生，因此“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可以借鉴全科医生制度。全科医生对我国是个相对新的名称，有人马上联想到是不是“包治百病”的乡下郎中？当然不是这样的，全科医生具备扎实的医疗知识，受过专门的全科医疗教育，基本都在硕士学历以上的层次，其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超过多数专科医生。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培训可以借鉴全科医生的培训机制，像全科医生一样应当作为高级人才进行培训，“代理人江湖”和“法律江湖”贵在于精，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江湖”重在于广。知识产权管理的核心要素是管理，管理人不需要对各项工作、每个流程都面面俱到、样样精通，但要像全科医生那样具备较高素质，对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内容和各个工作流程都通晓，能够全面把控日常管理事务，懂得如何根据企业战略进行整体规划布局，遇到需要延请外部机构解决的问题能够和外部的“专科医生”互相协作……能够成为企业知识产权的“健康顾问”，守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权利，运营好知识产权为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收益。
综上：笔者建议相关机构尽快建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的全科教育。鉴于我国目前高等学校的教育还没有针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的全科教育，为了满足企业对知识产权管理人的急迫需求，可以通过继续教育方式来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工作可以让社会培训机构来完成。

作者：王瑜，海航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情回放】

2010年10月5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辅路金家村桥东，陈某驾驶其妻张某名下轿车（该车在A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与步行推轮椅车（内乘沈某）的王某（系沈某第一顺序继承人）发生交通事故，沈某死亡、王某受伤。该事故责任经海淀交通支队认定陈某与王某为同等责任，沈某无责任。之后，沈某的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提起诉讼要求A财产保险公司、陈某、张某、王某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1897.5元。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既是侵害人同时是事故中受害人沈某的法定继承人，应列为本案被告便于查明事实。海淀交通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真实、合法、有效。但根据道交法立法宗旨及优者危险负担规则认定陈某负本次交通事故65%的民事责任，王某负本次交通事故35%的民事责任。A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承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陈某、王某对超出交强险范围的损失依据上述比例承担责任。张某作为车主与陈某承担连带责任。最终，一审法院判决A财产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及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12864.6元，陈某、张某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41286.25元，王某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4450.19元并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王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观点】

原告：王某系该交通事故责任人之一，应作为被告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海淀交通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真实、有效，应为认定陈某与王某责任比例的证据。

被告：被告王某认为其系沈某第一顺序继承人之一且是本次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应作为原告参与诉讼。海淀交通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责任错误，具体责任比例由法院判定。被告陈某、张某及A财产保险公司均认为王某应作为被告参与诉讼，以查明案件事实并对事故责任比例进行合理分配。

学界观点：对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中侵害人同时是事故中受害人（即死亡人）法定继承人的（本案例仅讨论该侵害人系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无需受害人抚养或扶养的情况，如本案中王某）的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应以原告的主张为判断。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几经改革后最终确定为“当事人主义”模式。“当事人主义”模式强调诉讼当事人的主导作用，从本质上更主张当事人的主体性、平等性、公开性以及裁判的中立性，法官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中立地进行审判，而不对诉讼的进行予以过多干预。由此，在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应尊重当事人对主体的选择。如本案，应尊重原告列王某作为被告的选择，第一体现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第二，王某同时作为受害人及死者沈某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享有的权利也不会因此受影响，即使不能在一案中同时处理，其也可通过另诉得以保护。对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的效力，实务界及理论界均有观点认为法官应当严格按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之事故责任比例来分配民事责任，以体现适用规则的统一性及结论的有效性，避免发生冲突，产生歧义。

【法官回应】

应将既是侵害人又是法定继承人的王某列为本案被告

1．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中侵害人同时是事故中受害人（即死亡人）法定继承人的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

笔者认为，完全以原告的主张为判断在实践中存在不合理性。如若原告主张中将兼具“侵害人”及“法定继承人”身份的人员列为共同原告，虽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放弃了对该人员因其过错造成事故的损失要求赔偿的权利，但法官在实体审理中仍然需要厘清各方主体对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侵害人之一在被告主体中的缺失可能导致漏判或误判现象；即使原告同时提交放弃权益的声明，因该侵害人作为原告无答辩的权利，故可能导致认定事实不全面，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同时也不利于发挥道交法对侵害人的惩戒作用，有悖立法宗旨。因此，对于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此种涉社会性纠纷，原告罗列主体对案件审理及当事人权益保护不利时，法官应发挥“职权主义”的功能，将兼具“侵害人”及“受害人法定继承人”身份的人列为被告。

首先，从我国司法理念及法律原则看，“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体制重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对审判活动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权力——权利”的合理分配和制约来实现审判的公正性和提高审判的效率性，但“当事人主义”并非绝对地排除法官的能动作用，法官在此过程应适当发挥职权作用，矫正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不当做法，积极地帮助当事人实现诉讼目的，是司法能动的表现。就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而言，其与一般民事纠纷不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此类案件的受理、审理能起到救济伤者、惩戒违法者的作用并通过判决等处理结果形成良好的社会示范，因此，法官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过程发挥职权能较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能动性，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使社会矛盾得到妥善的处理。就主体问题，若原告未将兼具“侵害人”及“法定继承人”的人员列为被告，法官可以释明，原告坚持的情况下，可以依职权变更其为被告，以便案件事实的全面查明，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列兼具“侵害人”及“法定继承人”的人员为被告也具有合理性。侵害人作为被告具有答辩等一系列诉讼权利，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及民事赔偿责任的分配，其作为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能保证原告作为死者继承人的合法权益；而对于侵害人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所应分得的赔偿款份额，如若继承人对遗产分割方案无异议（本案中，继承人对各自分割的份额有异议，故法院未予处理），法官在一案中一并处理也具有可行性，即先计算出原告应获得的所有赔偿款并依据法定继承人人数计算出兼具法定继承人身份的侵害人应分得的部分，最后与该侵害人应承担的赔偿款份额相比，若前者高于后者，则由交强险公司及其他侵害人直接支付予该侵害人，若后者高于前者，则在文书主文中明确侵害人仍应向本案原告即其他法定继承人支付相应款项。

2．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对各方主体民事赔偿责任的效力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应当作为判定事故各方当事人所负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的重要基础。因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通常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进行现场勘查、检验、调取证据等工作，因此对于事故责任及比例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较强的专业性，其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之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客观性的特性，法院应当予以采信。

但“重要不等于唯一”。首先，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所援引依据法律与审判机关的适用范畴存在差异。鉴于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其特殊性，其在实体法方面受到民法通则、道交法、侵权责任法等诸多法律、司法解释、法规及规章的调整，在法律适用上均侧重于对受害自然人的人身权益之保护，以实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然而，仅以北京市为例，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事故认定文书时一般仅依据道交法、道路法实施条例、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试行），并未考察事故各方当事人是否有违反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由此造成受害自然人对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做出的事故认定文书之事故责任及比例疑义较大，异议颇多。法院在裁判时如若僵硬地将事故责任等量地兑换成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势必造成矛盾的延展和矛盾的升级，最终造成审判处于两难的困惑。

其次，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此项工作的职能是确定“事故责任”而不是认定“民事责任”，事故责任及比例不必然转化为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尤其在道交法实施以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法做出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事故认定书，已不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仅为对事故责任比例划分的证据。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能惯性地将事故责任替换成民事赔偿责任，应当纵观全案，对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厘清事故当事人与诉讼当事人的区别，权衡各方利益，在分清事故责任及比例的前提下，阐述民事赔偿责任及比例的分配原则。在事故责任的比例与民事赔偿责任的比例之间寻找裁判的余地，才能真正发挥出审判的能动与效果。

因此，审判实践中应当依据公平、公正、“优者危险负担”等基本法律原则，并发挥道交法侧重保护道路通行中弱势群体、提示机动车驾驶人等优势者安全规范驾驶、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等立法宗旨，在事故责任比例的基础上以全面立体的视角对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之比例予以重新划分，实现衡平各方当事人利益与冲突的目的。如本案中，法官在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机动车一方陈某与非机动车一方王某的民事赔偿责任重新分配以体现道交法的立法精神。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