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员制度初探
黑龙江北安市人民法院王胜宇
论文提要：
本文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入手，着重阐述了我国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改革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全文共7500字。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们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司法民主，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对于促进我们国家的司法公正，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审判、监督审判，保证公正和效率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当前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这项制度应该说在今天焕发了新的生机，特别是《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公布实施，从立法上对这项制度进行了极大的完善，也赋予了这项制度新的生命力。
一、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及其现状
陪审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我们现在所实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们国家有很长的历史，最早从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应该说在我国也有优良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特色。 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在建国后的初期，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制度的实行，对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密切人民法院与群众的联系，以及增强审判力量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受到极大的破坏，所以人民陪审员制度也一度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开始恢复，至今一直实行。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在名称上称为“陪审”，但与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完全不同，其在形式上实际上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是极为相似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参与审判，其本身并不能够进行独立的审判。然而，基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仍然是有很大不同。
同陪审制度在世界其它国家所遇到的一样，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一度走到了被废止的地步。多年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陪审员参与审判大多流于形势，陪而不审，成为了威严法官的陪衬，这是我们的司法制度所面临的尴尬。我们仔细的审视现实中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现确实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首先，法院聘请到陪审员之后，由于法院给予他们的补助相对比较低，而且绝大多数陪审员都是兼职的，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陪审员参加审判的积极性不高。在审判实践中，组成合议庭的案件要提前通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因此，很难确定在未来的庭审当中，陪审员是否能准时参加庭审，因此实践做法往往是合议庭组成人员极少有陪审员，陪审员成了“名义”上的陪审员。
其次，陪审员的素质不高和参审意识不强也制约了陪审作用的发挥。陪审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公民较高的宪法意识和法律观念之上的，而我国国民这方面的素质显然是有欠缺的。由于基本法律常识的缺乏和对诉讼程序的不了解，陪审员往往在庭审中难以对案件有正确的把握从而形成自己的见解，只能惟法官的马首是瞻。
第三，陪审员即便参与了审判，也是审而不决，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和二审再审的可能，合议庭的决议处于不确定状态，没有最终法律意义，由专业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以及二审法院(再审法院)始终控制着最终司法权。”1于是，主要在一审中参与庭审的人民陪审员就无力对案件的最终结果施加自己的影响。
另外，对陪审员的选任和管理方式不合理，外界对陪审员的压力难以消除等现象也一定程度的存在。总体来看，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仍在逐渐淡化。有的学者认为，“在我国不存在实行陪审制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古代历来是由各级官吏担任法官，从来没有出现过陪审制度”。2因而，在我国这样不具备相应文化底蕴的国家，强行将陪审制度移植进来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陪审制完全是舶来之物，既无价值且易生诸多麻烦与困扰，影响诉讼效率和公正，”是一项应予废除的制度。3那么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人民陪审制度真的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到了必须予以抛弃的地步了吗？如果我们从陪审制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和司法功能来考察，就会发现结论并不是这么简单。
二、坚持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司法为民。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倡导政治文明建设的今天，人民群众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审判，与法官共同审理案件，行使国家审判权，更加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有利于提高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进一步落实司法公开的原则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可以督促法官秉公办案，帮助法官避免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防止法官专断。专家型陪审员更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审判中的疑难问题，有助于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更为重要的是，代表民意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更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断，使司法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使裁判结果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信任和接受，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同时，也体现了新世纪最核心的司法理念－－司法为民的思想内涵。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和新的起点。通过立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加强司法制度建设和重要内容，是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进一步巩固这项改革的成果，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将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颁布和施行，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将更加完善和规范，并将在司法实践中重新焕发生机。当前在我国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多年的实践证明，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法院审判活动的一项司法制度，对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监督法院严格执法、防止司法权滥用以及密切法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体现司法为民思想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司法为民价值。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时代要求，是“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检验审判工作法律与社会效果的新尺度，也是人民法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充分体现人民意识，人民陪审员制是法院审判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和一种审判组织形式，遵照一定程序吸收普通公民参加案件审判活动。这一制度的落实，既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增进了感情，又让当事人通过诉讼体会到了现代司法文明，也使司法为民的现代司法理念真正贯彻落实到诉讼活动之中。同时，促进人民法院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核心思想。
第二，司法民主价值。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民主价值是其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作为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一种民主形式，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其他司法民主形式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人民陪审员制度使民众参与审判过程，可以使民众认识到某个裁判是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作出的，是通过民众参与司法的过程达成的，这就可以加深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感，减少法官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促进民众对司法的关心，进而增强一般民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的重要方面。
第三，司法公正价值。公正是司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线和永恒主题，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基本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失为一项重要的措施。其一是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分析、判断，与法官形成思维互补，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保裁判公正。同时，通过人民陪审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及时化解纠纷，提高司法工作效率。其二，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可以推进有关诉讼规则的确立。其三，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历来是“重人情，轻法治，”不象英美国家，人民历来是“重法治，轻人情。”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法官先入为主的内心确信与偏见，有利于遏制办人情案、关系案等偏私现象的发生。
第四，司法独立价值。由一般民众参与司法审判，可以促使合议庭摆脱过多的行政干预以及法院内部上级领导的干预。因为民众头上并没有乌纱帽，因此可能并不害怕因拒绝干预而丢乌纱帽的危险。如果裁判的意见是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作出的，至少可以减轻法官在作出裁判时所实际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法官可以以裁判需要由合议庭集体作出为由，而抵制外来的干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保障。但是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受到的干扰是多方面的。而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有助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抵制这些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干扰，实现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陪审员的“临时身份”有助于避免来自合议庭外部的干扰，也给法官提供了抵御对案件干涉的充分“理由”。
第五，司法监督价值。有利于加强对法官的监督。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并不仅仅只是体现抽象的司法民主的意义，而能够体现具体的民主监督的内容。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在当前司法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监督十分必要。一方面，通过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审判有利于督促法官严格执法，也有利于促使司法进一步公开，防止司法的“暗箱操作”现象。另一方面，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审判也有利于减少司法腐败，保障司法的民主公正。因为，如果参与审判的法官只有一个或者都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同事，那么该法官敢于贪赃枉法的机会较大，但是如果一个法官与数个与其不相识的陪审员共同审判，则该法官在各种诱惑面前必然要三思而后行。陪审制通过吸收民众参与审判过程，将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共同合议，这就可以形成一种内在的民众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法官滥用职权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因此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司法监督与法官的廉洁公正。
第六，司法权威价值。实现司法公正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司法权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人民陪审员大多在群众中间享有较高威望，他们参与审判，有助于增强案件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信任度，使得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确定的义务依法履行。人民陪审员在实际参与审判的过程中，对法院工作会有全面、深入、客观的了解，通过他们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法院工作的真实情况，消除社会上对法院审判案件中的猜疑和误解，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第七，知识弥补价值。一些陪审员具有特殊的生活经历和专业、技术特长，可以在审判中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提出意见，从而弥补法官知识经验的不足。尤其是陪审员参与审判，可以将民众所具有的善恶观念、是非观念带进审判过程并以此对案件作出判断，这就是有利于帮助法官克服其有可能出现的官僚色彩。同时，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与法官共同讨论、集思广益，充分发挥陪审员用社会视角观察问题、分析事物和独有的判断力。可以减少司法裁判中的独断专行现象，防止错案的发生。
三、改革与完善人民陪审制度
既然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现实中又存在诸多的问题，那就必须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近年来，人们寄希望于陪审制度能够较好的遏制司法腐败，故强化陪审制度的呼声渐隆。”4《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颁布与实施则从立法上对这项制度进行了极大的完善，更进一步地为它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也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于人民陪审制度的一些具体规定，再结合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积极的探讨和实践，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来思考人民陪审制度完善的方向和模式：
首先是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的范围问题。很多学者呼吁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哪些案件是应该由陪审员参与审理的。“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的程序不够健全……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应当在法律中作出明确的规定。”5《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此规定了“两个适用，两个不适用”。两个适用，就是这两类案件适用于人民陪审员参审，一类是一审案件，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的一审案件，还有一类就是刑事案件的被告、民事案件的原被告和行政案件的原告提出来要求陪审员参审的。两个不适用，一个是一审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另一个是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这样的规定尽管仍有些不太具体，但毕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后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再进行更详细的改进。
第二关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问题。陪审员应当由法院进行挑选，然后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成为候选的陪审员，因为陪审员要行使审判权，必须经过人大的同意才具有合法性。对于被选中作为候选陪审员的资格不用作太严格的要求，入选的人数也可以多一些，以扩大参与审判的公民的范围。然后， 法院再采用随机初选和当庭选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个案选任。“随机选出的人数要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确定，一般应该在正式陪审员人数的三倍以上。然后，在开庭审判时由法官主持并且在双方律师参与的情况下对候选人逐个进行审查性询问，并最后确定本案陪审员的人选。在审查过程中，双方律师可以享有一定数量的否决权。”6对于陪审员的选择是否一定要强调素质和质量，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从现在《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陪审员要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规定和现在各级法院正在进行的陪审员的岗前培训可以窥见，立法机关对于陪审员的要求还是强调精英化的。这也是对我国现在陪审员素质普遍偏低对症下药的作法，笔者对此是持赞同态度的。尽管西方更在意普通民众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依靠经验和良知形成的内心确信而不是知识的多寡，但对我国目前陪审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来说还不能过早的强调陪审员的泛大众化。只有等到陪审制度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律观念有很大提高的时候，再提倡人人都可以做陪审员才有其合理的基础。
第三，关于陪审员的职能发挥问题。按照我国现实的情况，照搬西方陪审团和法官分别行使事实审和法律审的职能的作法是不现实的。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陪审员是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共同行使审判职能的。但在实际庭审中，陪审员的职能远未发挥出来。而且对于个案要不要陪审员来组成合议庭的问题，由于原来法律的规定存在着选择的余地，很多实际应该有陪审员参与的案件中没有找陪审员参加，全部由法官组成了合议庭。对于合议庭中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的人数比例问题，《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此规定必须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陪审员参与组成合议庭，这就在形式上保证了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权利。同时，《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还对合议庭中陪审员作用的发挥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明确了陪审员和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利，同时还规定了保证陪审员主张权利的程序，即“必要时，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些制度的确立对于更好的发挥陪审员的职能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四，关于人民陪审员的任期和能否连任的问题。学者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人民陪审员经过一定的期间应该进行更换，而不能无限制的连任下去。“……陪审员任期宜短不宜长，而且最好明确规定一位陪审员在一定期限内（如半年或一个季度）只参与一个案件的审判。” 7这是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所谓“陪审专业户”引发的问题而言的，确实是切中要害的。让一部分人民陪审员长期担任而不更换不但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而且，由一部分人长期占据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也剥夺了更多的人担任陪审员的机会，限制了司法民主的范围。而《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九条只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没有规定能否连任，这样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人民陪审员任职条件，经法院院长提名，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就在当选之列，就可连选连任。这是不妥当的。因此，有必要在今后的实施细则或者有权机关的解释中明确人民陪审员不可连任或者只能连任两届，具体规定可以再视现实中的实施情况而定。
总之，随着《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正式实施，我国开始了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全面完善和改造的进程。在当前司法改革开展的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人民陪审制度的完善也成为了这个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只要我们有了正确的方向，坚持对法治的信仰，我们的努力就可以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新起点。
1、《 对我国陪审制的否定性评价》，廖永安 李旭，原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10月17日。
2、《对我国陪审制的否定性思考》，申君贵，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4期，第14页。
3、《诉讼公正之程序保障论－民事诉讼程序之优化》，陈桂明著，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页
4、《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陈卫东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134页。
5、《司法改革研究》，王利明著，法制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391页。
6、《陪审制度纵横论》，何家弘著，载《法学家》1999年第三期
7、《陪审制度纵横论》，何家弘著，载《法学家》1999年第三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的决定
中国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的决定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９日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１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愿意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民事、商事和刑事领域的司法协助。
决定缔结本协定，并为此目的委派全权代表如下：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
（２）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阿姆鲁·穆萨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相互校验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以下各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司法保护
一、缔约一方公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在人身和财产方面享有与缔约另一方公民同等的司法保护。
二、缔约一方公民有权在与缔约另一方公民相同的条件下，诉诸缔约另一方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亦适用于依照缔约一方法律在该方境内成立的法人。
第二条 诉讼费用的减免和法律授助
一、缔约一方公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应在与缔约另一方公民相同的条件和范围内，免除交纳费用并获得无偿法律援助。
二、如果申请减免诉讼费用或申请法律援助取决于申请人的财产状况，关于申请人财产状况的证明书应由申请人的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的缔约一方主管机关出具。如果申请人在缔约双方境内均无住所或居所，可由其本国的外交或领事代表机构出具证明书。
三、缔约一方公民根据本条第一款申请减免诉讼费用或申请法律援助时，可以向其居所或住所所在地的主管机关提交申请。该机关应将申请连同根据本条第二款出具的证明书一起转交给缔约另一方的主管机关。
第三条 联系方式
一、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缔约双方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通过各自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系。
二、缔约双方的中央机关应为各自的司法部。
第四条 文字
一、司法协助请求书及所附文件应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的语言制作，并附有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文字或英文的译文。
二、请求书所附的译文应由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的中央机关授权的人员证明无误。
第五条 司法协助的费用
除第十二条另有规定外，缔约双方不得要求偿还因提供司法协助所支出的有关费用。
第六条 向本国公民送达文书
一、缔约双方可以通过其外交或领事代表机关向中国公民送达文书。
二、此种送达不得采用任何强制措施。
第七条 司法协助请求书
司法协助请求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如已知道，被请求机关的名称；
三、请求司法协助所涉及案件的情况说明；
四、有关人员的姓名、住址、国籍、职业及出生地点和时间，如系法人，该法人的名称和住址；
五、有关人员如有法定代理人，该法定代理人的姓名；
六、请求的性质以及执行请求所需其他材料；
七、就刑事事项而言，犯罪行为的法律特征和详细情况；
第八条 司法协助请求的执行
一、在执行司法协助请求时，被请求机关应适用其本国的法律；根据请求机关的请求，它也可以采用请求书所特别要求的方式，但以不违反上述法律为限。
二、如果被请求机关无权执行此项请求，应将该项请求立即送交主管机关，并将此告知请求机关。
三、如果司法协助请求书所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者有关人员不在所提供的地址居住，被请求机关应努力确定正确的地址。被请求机关在必要时可以要求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提供补充材料。
四、如果司法协助请求无法执行，被请求机关应将文件退回请求机关，并说明妨碍执行的理由。
第九条 司法协助的拒绝
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执行司法协助请求可能损害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基本利益，则可以拒绝提供此项协助。但是，应将拒绝的理由通知缔约另一方。
第十条 请求证人和鉴定人出庭
如果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证人或鉴定人亲自到其司法机关是特别需要的，它应在送达传票的请求书中予以说明，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请证人或鉴定人出庭，并将证人或鉴定人的答复通知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
第十一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和豁免
一、即使在请求送达的出庭传票中包括一项关于刑罚的通知，证人或鉴定人不得因其未答复该项传票而受到惩罚或限制，除非他随后自愿进入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并再次经适当传唤。如果证人或鉴定人拒绝出庭，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通知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
二、经传唤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司法机关出庭的证人或鉴定人，不论其国籍如何，不得因其在离开被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前的犯罪行为或被判定有罪而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被起诉、拘留，或者采取其他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措施。对此种人员亦不得因其证词或鉴定而予以起诉、拘留或惩罚。
三、如经传唤机关告知已不再需要其出庭之日起连续三十日，证人或鉴定人有机会离开却仍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停留，或离开后又返回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前款规定的豁免则应予终止。上述期间不应包括证人或鉴定人因其所不能控制的原因而未离开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的时间。
第十二条 证人和鉴定人费用的补偿
一、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向证人或鉴定人支付的补贴（包括生活费）和偿还的旅费应自其居住地起算，并应按照至少等同于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标准和规则的规定进行计算。
二、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应根据请求，向证人或鉴定人全部或部分预付其旅费和生活费。
第十三条 在押人员作证
一、如果缔约一方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对缔约另一方境内的在押人员作为证人加以询问，本协定第三条规定的中央机关可就该人被移送到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达成协议，条件是该人继续处于在押状态并在询问后尽快返回。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拒绝前款所述的移送：
（一）在押人员本人拒绝；
（二）因对该人提起刑事诉讼而要求该人留在被请求的缔约一方；
（三）移送可能延长该人的羁押；
（四）存在不适合移送该人的特殊情况。
三、第一款所述的协议应包括对移送费用的详细规定。
四、不得因该人离开被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前的犯罪行为、指控或判决而对该人提起诉讼。
第二章 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
第十四条 送达文书
缔约双方应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海牙缔结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的公约》，相互代为送达民事和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
第十五条 调查取证的范围
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代为询问当事人、证人和鉴定人，进行鉴定和司法勘验并完成其他与调查取证有关的司法行为。
第十六条 调查取证请求书
一、调查取证请求书应具体说明：
（１）向被调查人所提的问题，或者关于调查的事由的陈述；
（２）被调查的文件或其他财产；
（３）关于作证是否应经宣誓，以及使用任何特殊形式作证的要求；
（４）适用第十八条所需的任何材料。
二、下列请求可予拒绝：
（１）调查所获证据并非准备用于已经开始或预期的司法程序；
（２）审判前对文件的调查。
第十七条 通知执行的时间和地点
被请求机关应根据请求将执行调查取证请求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请求机关，以便有关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可以依照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在被请求机关执行请求时在场。
第十八条 作证的拒绝
在执行请求时，有关人员遇下列有拒绝作证的特权或义务的任何一种情况时，可以拒绝作证：
一、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律；
二、根据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法律，并且此种特权或义务已在请求书中说明，或者应被请求机关的要求，请求机关已通过其他方式向被请求机关确认。
第十九条 通知执行情况
被请求机关应通过本协定第三条规定的途径，将执行请求的结果通知请求机关，并随附所获得的证据材料。
第三章 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第二十条 范围
一、缔约一方应根据本协定规定的条件在其境内承认与执行缔约另一方作出的下列裁决：
（一）法院对民事案件作出的裁决；
（二）法院在刑事案件中所作出的有关损害赔偿的裁决；
（三）仲裁机构的裁决。
二、本协定所指的“裁决”亦包括法院制作的调解书。
第二十一条 承认与执行的拒绝
对于本协定第二十条列举的裁决，除可根据本协定第九条拒绝承认与执行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亦可拒绝承认与执行：
（一）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该裁决尚未生效或者不能执行；
（二）根据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裁决是由无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
（三）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在缺席判决的情况下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或者在当事人无诉讼行为能力时未得到适当代理；
（四）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之间关于同一标的的案件已经作出了生效裁决，或者已经承认了第三国对该案件作出的生效裁决；
（五）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该裁决有损于该方的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基本利益。
第二十二条 管辖权
一、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法院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被认为依照本协定对案件具有管辖权：
（一）在提起诉讼时，被告在该方境内有住所或居所；
（二）被告因其商业活动被提起诉讼时，在该方境内设有代表机构；
（三）被告已书面明示接受该方法院的管辖；
（四）被告就争议的实质进行了答辩，未就管辖权问题提出异议；
（五）在合同争议中，合同在该方境内签订，或者已经或应该在该方境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该方境内；
（六）在合同外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或结果发生在该方境内；
（七）在身份关系案件中，诉讼当事人在该方境内有住所或居所；
（八）在扶养义务案件中，债务人在该方境内有住所或居所；
（九）在继承案件中，被继承人死亡时其住所或者主要遗产在该方境内；
（十）诉讼标的是位于该方境内的不动产。
二、（一）第一款的规定不应影响缔约双方法律规定的专属管辖权。
（二）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各自法律中关于专属管辖权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请求的提出
承认与执行裁决的请求，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权承认与执行该项裁决的法院提出，亦可由缔约一方法院通过本协定第三条规定的途径向缔约另一方有权承认与执行该项裁决的法院提出。
第二十四条 请求书应附的文件
承认与执行裁决请求书，应附下列文件：
（一）裁决的完整和真实的副本；
（二）证明裁决已经生效的文件，但在裁决中对此已予说明的除外；
（三）对于缺席判决，证明缺席判决的被告已经合法传唤的文件，但在裁决中对此已予说明的除外；
（四）证明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已得到适当代理的文件，但在裁决中对此已予以说明的除外；
（五）上述裁决和文件经证明无误的被请求缔约一方的文字或英文的译文。
第二十五条 承认与执行的请求
一、关于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程序，缔约双方适用各自本国的法律。
二、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应仅限于审查裁决是否符合本协定规定的条件，不应对裁决作实质性审查。
第二十六条 承认与执行的效力
缔约一方作出的裁决经缔约另一方法院承认或决定执行，即与缔约另一方法院作出的裁决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七条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缔约双方应根据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在纽约缔结的《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
第四章 刑事司法协助
第二十八条 范围
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在刑事方面相互代为送达文书，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讯问被告人，进行鉴定、司法勘验以及完成其他与调查取证有关的司法行为，安排证人和鉴定人出庭，通报刑事判决。
第二十九条 刑事司法协助的拒绝
一、除可根据本协定第九条拒绝提供刑事司法协助外，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被请求的缔约一方亦可拒绝提供刑事司法协助：
（一）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请求所涉及的犯罪是一项政治犯罪；
（二）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律，请求所涉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三）在提出请求时，该项请求所涉及的罪犯或嫌疑人具有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国籍，并且不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
二、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将拒绝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理由通知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
第三十条 送达的证明
一、送达文书应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送达规则予以证明。
二、送达证明应注明送达的时间、地点和受送达人。
第三十一条 调查取证
本协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亦适用于刑事方面的调查取证。
第三十二条 赃款赃物的移交
一、缔约一方应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求，将在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发现的、罪犯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所获得的赃款赃物移交给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但此项移交不得侵害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或第三者与上述财物有关的合法权利。
二、如果上述赃款赃物对于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其他未决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是必不可少的，则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可以暂缓移交。
第三十三条 刑事判决的通报
一、缔约双方应相互提供对对方公民所作的刑事判决的副本。
二、在可行的情况下，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提供本条第一款所指人员的指纹。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三十四条 交换情报
一、缔约双方应相互提供关于在各自境内有效的法律与实践的情报。
二、提供情报的请求应说明提出请求的机关，以及请求提供的情报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质。
第三十五条 认证的免除
在适用本协定时，缔约一方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制作或证明的文件和译文，如经正式盖章，则无须任何形式的认证。
第三十六条 争议的解决
因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六章 最后条款
第三十七条 批准和生效
本协定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开罗互换。本协定自互换批准书后的第三十日起生效。
第三十八条 协定的有效期
一、本协定自生效之日起五年内有效。
二、如果缔约任何一方未在五年有效期届满前六个月通过外交途径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在随后的五年内继续有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有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代表
钱其琛 阿姆鲁·穆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