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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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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0〕4号

  《重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已于2010年3月26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3月26日

  重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

  (2010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重大建设项目监督管理,规范重大建设项目稽察行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和投资安全,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重大建设项目,是指使用财政性资金、政府融资资金的重点建设项目,政府设立的投资主体的重点建设项目,以及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的需要稽察的其他重点建设项目。

  第三条 稽察工作坚持依法监督、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的领导。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

  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对区县(自治县)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会同监察、财政、审计、建设等有关行政部门建立部门协作机制,相互通报有关情况,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监察、财政、审计、建设等行政部门对重大建设项目依法进行检查做出的结论,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可以在稽察工作中采用。

  稽察工作需要有关行政部门配合的,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协助。

  第六条 稽察工作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举报稽察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第七条 稽察工作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稽察工作不得向被稽察单位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章 稽察职责和人员

  第八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可以对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和标准、工程进度及工程质量控制、投资概(预)算控制及投资效益,以及项目业主、参建单位和中介机构与重大建设项目有关的行为等方面实施稽察。

  第九条 稽察工作实行稽察特派员制度。

  稽察特派员由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委派,对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设和管理进行稽察。

  稽察特派员配备稽察工作人员,协助稽察特派员工作。

  稽察特派员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条 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被稽察单位不得拒绝、阻扰。

  第十一条 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与被稽察单位或稽察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二条 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实行定期轮换制度。每位稽察特派员或稽察工作人员负责同一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的时间不得连续超过两年。

  第十三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干预被稽察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泄露国家秘密和被稽察单位的商业秘密;

  (三)接受被稽察单位的馈赠、报酬、福利待遇;

  (四)在被稽察单位报销费用;

  (五)参加被稽察单位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宴请、娱乐、旅游、出访等活动;

  (六)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其他非法利益;

  (七)其他违反公务员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准则的行为。

  第三章 稽察程序

  第十四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部门工作要求,结合本地区投资重点,制定年度稽察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年度稽察计划确需调整的,按原审批程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可以将其负责稽察的重大建设项目委托区县(自治县)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实施稽察。

  第十五条 实施稽察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前向被稽察单位发出书面通知;特殊情况下,经发展改革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直接持稽察通知书实施稽察。

  第十六条 稽察工作应当由稽察特派员组织两名以上稽察工作人员具体实施。

  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开展稽察工作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七条 稽察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

  (一)听取被稽察单位有关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

  (二)参加被稽察单位召开的与稽察事项有关的会议;

  (三)查阅稽察所需的被稽察单位有关业务资料,包括资质证书、合同文书、工程管理文件、工程档案等;

  (四)查阅被稽察单位有关重大建设项目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表等会计资料;必要时可以核对现金、实物、有价证券等;

  (五)对与稽察事项有关的人员进行询问;

  (六)进入施工、仓储、检测和试验等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场所进行现场查验;

  (七)要求被稽察单位或人员对有关问题提供书面说明;

  (八)采用复印、复制、录音、摄影、摄像等形式收集有关资料;

  (九)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发展改革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第十八条 稽察工作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解决稽察涉及的专门性问题。

  第十九条 被稽察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提供、拖延提供、销毁、隐匿、转移、篡改或者伪造有关资料。

  第二十条 稽察特派员发现被稽察单位存在可能危及重大建设项目工程质量、工程安全、造成投资损失或者侵害投资人权益以及其他需要立即报告的紧急情况,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向发展改革行政部门报告,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相关行政部门。

  对稽察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

  第二十一条 稽察特派员对稽察发现的问题,应当向被稽察单位核实情况。

  被稽察单位有权陈述、申辩和补充资料。

  第二十二条 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在稽察过程中应当如实记录稽察情况,形成稽察记录。

  被稽察单位认为稽察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不予补正的,稽察特派员应当记录在案。

  被稽察单位应当在稽察记录上签字或者盖章;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稽察特派员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三条 稽察结束后,稽察特派员应当提出稽察报告。稽察报告应当包括项目审批情况、实施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整改建议等内容。

  稽察报告应当征求被稽察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的意见;被稽察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向稽察特派员提交书面意见。

  第二十四条 稽察特派员应当将稽察报告和被稽察单位的书面意见报送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审定。

  经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审定后的稽察报告,应当送达被稽察单位和相关行政部门。

  审定后的稽察报告可以作为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考核的参考依据,可以作为有关部门对被稽察单位资质评定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参与政府投资项目及其它工程评标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五条 被稽察单位违反国家或本市有关规定的,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整改。被稽察单位应当按要求进行整改,并在整改完成后向发展改革行政部门提交整改报告。

  被稽察单位违反国家或本市有关规定应当由有关行政部门或下级人民政府处理的,移送有关行政部门或下级人民政府查处。有关行政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处理,并于处理结束后十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发展改革行政部门。

  被稽察单位违反国家或本市有关规定应当由同级人民政府处理的,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提出处理建议,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六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在处理结束后将稽察报告和处理情况报送同级人民政府。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被稽察单位违反国家或本市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发展改革行政部门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一)暂停资金拨付,已拨付的暂停使用;

  (二)收回资金;

  (三)暂停项目建设;

  (四)责令原审批机关撤销项目;

  (五)暂停审批同类新项目;

  (六)禁止参与政府资金投资的其他建设项目。

  第二十八条 被稽察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逃避稽察特派员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拒绝提供、拖延提供、销毁、隐匿、篡改或者伪造有关资料的;

  (三)其他阻碍稽察特派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在开展稽察活动中发现有关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报请同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暂停审批同类新项目:

  (一)截留、挪用政府资金的;

  (二)干预项目招标投标的;

  (三)不依法履行项目审批、建设管理等职责,造成项目建设和管理出现严重问题的。

  第三十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在稽察工作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稽察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隐匿不报或者不按规定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编造虚假稽察报告的;

  (三)违反稽察工作程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之一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行为。

  稽察特派员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前款规定执行,并取消任职资格。

  第三十一条 法律、法规对重大建设项目中的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被稽察单位对发展改革行政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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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再定位

在从面上描述《红楼梦》的法律世界之前,有必要细究一下其背景时代到底是明是清。

清人谈迁谓“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是说清初立法并未真正贯彻“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指导思想,只简单抄袭《大明律集解附例》。尽管如此,历经四次大的修律活动,以及律文基本定型后的定期增修附例,清代的法律制度从照抄到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定特色。所以,为了能对红楼世界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法制认知,相较于“明清法制”的笼统说法,自以分而别之为宜。

判断红楼世界是明是清,或依“假托前朝,借古讽今”的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或依小说中人物的服饰、饮食、口语等,种种证据不一而足。这里仅就薛蟠系列杀人案,提出两点法制史上的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五级审制度。薛蟠杀张三一案,经太平县初审定性为过失杀人后,行文上报。在第九十一回中,薛蟠寄信给薛姨妈说明进度:“但昨日县里书办说,府里已经准详,想是我们的情到了。岂知府里详上去,道里反驳下来。”在第九十九回中,又有刑部题本,“据京营节度使咨称……应令该节度审明实情,妥拟具题。”由县而府而道而节度而刑部,无疑是五级审制度,这是清朝在司法制度上分别于明朝的特色之一。至于以“道”指代“提刑按察使司”,以“节度”指代“总督巡抚”,正是“假托前朝”的小说家手法。

第二个证据是讼师状况。讼师兴起于明朝中下叶,他们精通法律条文,除了代人写状子外,在明末还可以到公堂上代人发言。有一些新上任的官员为此在书信中抱怨:两造讼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他简直不知该如何断案。

满清入关后,对讼师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尤以乾嘉期间为最。严治讼师定例禁止任何人代写状子或提供过堂建议,并将积惯讼师视为危害社会的重大犯罪来定罪量刑,“一切重罪悉以讼师当之”。薛蟠杀冯渊一案,未见讼师踪影;而薛蟠杀张三一案,讼师“好先生”也只是收银子出主意,不见捉刀代笔之举,更遑论代人发言了。这恰可作为间接证据,佐证第一个直接证据。


司法不分权

钱穆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有一结论,“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清代是满族的集体专政,以皇帝为权力行使代表。因一切权力皆可归结为皇帝这一符号,投射于其背后的满族政权,是以并无权力分立一说。在司法权外部,地方官尤其是州县官以行政兼理司法,司法权附属于行政权;在司法权内部,地方行政官员不仅要主持庭审和作出判决,还要主持勘查、讯问和缉捕罪犯。

司法外部不独立,内部不分权,某一审级上竟无同级权力相互监督制约,只能寄望于官员的道德自制,腐败之后果避无可避。于是《红楼梦》中有应天知府贾雨村徇情枉法,乱判葫芦案;太平知县受贿枉法,翻掌之间颠倒黑白。哪怕是不同审级上的监督,也起不到实质上的作用,腐败成本与收益相比,几可忽略不计。刑部否决了太平知县的误伤定性,最终认定薛蟠斗杀张三,那太平知县“不过认个承审不实,革职处分罢,那里还肯认得银子听情呢?”

现代中国借鉴了西方的分权经验,按国情设计了精密的司法制衡制度,并不断改进发展,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追求在每一件具体的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如刑事司法权,因关乎个人自由、生命等重大权利,故被细分为侦查权、公诉权和审判权,分别由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又如法院内部的司法鉴定机构,从自己接受委托到委托社会机构开展鉴定工作,貌似一个不起眼的细微转变,却反映了法院自我改革的探索。


法官不专业

清代沿袭前朝体制,尽管地方官员首要职责是行政,但他同时也是司法的第一责任人,因此,通晓法律成为官员履职的基本要求。《大清律例·吏律》要求官员能够“讲读律令”,即熟读律例,讲明律意。然而,科举考试早已取消了法律方面的内容,无此刚性约束,“讲读律令”之考核条目形同具文。

应天知府贾雨村和太平知县经由科举正途出身,做官前学的是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做官后又无强制性的法律考核要求,也难怪他们在审案中表现得不够专业。相形之下,太平知县似乎比贾雨村表现得要稍微专业一点。毕竟贾雨村丢官又得官,两次为官时间加起来不过一年左右,太平知县多了几年的社会历练和司法实务经验,坐堂问案的卖相自然要好看些。却也限于好看些罢了,内里则仍不外是那么回事,好比墙上画大饼——中看不中吃。

今天的中国法院,法官的专业化已成常态。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自2002年正式施行后,要想成为法官,无论是否法科出身,均需通过司法考试。跨过了这一门槛,一般还需经过见习法官阶段的实务训练,才能被任命为法官。往小里说,这是法律行业专业性的正当体现;往大里说,这是中国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


人物不自由

人物的命运是具象化的。读者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可能经由具象化的阅读体验去理解法律的一般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苏力说:“法律与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第五回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境,品“千红一窟”茶,饮“万艳同杯”酒,实系作者曹雪芹自述《红楼梦》主旨。全书的大悲剧,是女儿的不幸命运,正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卷入薛蟠杀冯渊一案的甄英莲,收录于“金陵十二钗副册”,当然是这一出大悲剧中的重要角色。

薛蟠指使众豪奴打杀了冯渊,强行买走甄英莲,改名香菱,收为侍妾。清代以前,男子置妾有一定限制,如《大明律·户律》规定,“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听娶妾。”清乾隆五年废除该规定后,男子纳妾再无限制。因纳妾不成礼,妾与夫主的关系并非婚姻关系,而构成实质上的契约关系。既基于买卖或赠与等契约成为夫主的私有财产,便绝无独立的人格自由可言。妾的地位极其低下,身受夫主与嫡妻的双重支配,似奴非奴,似主非主,而更近于奴。

香菱的命运判词为“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前两句说她三岁被拐,十几岁被强买为妾,后两句说她在薛蟠迎娶夏金桂为妻后,除受夫主支配外,又加一重嫡妻的支配,竟而被凌辱虐待致死。

高鹗的续书改写了她的命运,在第一百二十回,薛姨妈抓住皇帝大赦天下的机会,各处借贷,凑齐了赎罪银两到刑部赎出薛蟠,问他,“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处,你媳妇已经自己治死自己了……我便算他是媳妇了。你心里怎么样?”薛蟠点头答应。这一刻,香菱完全具备了被扶为正室的三个条件,其一是夫主的嫡妻已亡故,其二是侍妾本人的品德才能获得夫主家认可,其三是夫主或公婆有意将侍妾扶正。香菱偶然成为正室,倒有了一丝修成正果的意味。惜乎地位虽升,由妾而妻,却仍要以夫为纲,三从四德,到底不得自由。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关于法律解释我与新月的观点差异

龙城飞将


  前段时间,我与新月和法盲人关于法律解释展开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是有益的,我们双方均写出几篇博文。
  这场讨论目前留存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我看到新月在一位博友关于法律解释的文章下留言说,我一直不知道他和法盲人的观点是什么。这也正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
在法律解释问题上,新月和法盲人是几次更换概念,先是法官有权力解释法律,后来是法官有权力理解法律,再后来又扯到教科书上的法律解释。所以我一再说讨论问题要固定概念,要概念清晰。
  近来读了一些法学方法论、法律逻辑、法律推理类的书。我觉得应当把几个不同的事物的异同分清楚,才能讨论清楚问题,不然永远是一锅粥,永远说不清楚。
  我们应当清楚,争论法律解释问题,到底在哪个层面上,哪个意义上。至少,人们在以下几种意义上使用法律解释这个词:
其一,教科书上的法律解释。
其二,我国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
其三,我国两高实际进行的司法解释。
其四,一些人学习英美法系国家,主张法官造法这种意义上的法律解释。
其五,法官推理过程。有人把法官推理理解为法律解释。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清楚在哪个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我们之间第一轮交锋,集中在法官是否可以造法。我认为在中国是制定法国家且法官的司法腐败很难控制的情况下,法官没有权力造法。这是从法理的层面。我国立法法对法律解释有明确的规定,不允许法官或行政执法官员解释法律,不允许他们造法,这是从当前法律规定的层面。新月和法盲人则从哈特那里找来依据,认为由于规则的不确定性,法官应当有权力造法。我的观点是,在刑事案件方面,刑法已经规定得十分明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就解决了人们所说的规则不明确的问题。在民事方面,实际上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应当首先适用法律。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适用一些民间习俗。不同法律规范彼此冲突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决定适用的法律。
  第二轮交锋,新月和法盲人将观点改为法官理解法。他们认为,法官在审理案件和进行判决时有权理解法律,理解法律就是法官解释法律,就是法官造法。对此,我的观点是,法官理解法律不是权力,而是义务。不懂法律的人不能做法官。而法官在一个案件面前,若适用法律规定得不清晰,或多个规范无法确定适用哪个规范时,首先应当根据立法法规定的原则选用法律,此时法官首先有义务理解立法法。在立法法的原则不能直接解决法律规则的适用问题时,才根据法律推理的原则,即形式逻辑的原则确定在两个矛盾或者冲突的规范之间选择适用。我在实际做案子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法官,他武断地说,“不要和我讲立法法,适用哪个法条是我说了算!”这样的法官还很不错,仅仅是不让我们与他谈立法法。前几天还看到有人写文章披露,法官说了,“不要和我谈法律!”这样的法官表面上表现为武断,背后受什么动机影响我们就不细说了。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国的法律解释、法律逻辑、法律推理、法学方法论已经综合起来成为一门显学,综合一下可以简称为法解释学。
  但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为何,似乎没有定论。而在讨论中新月批评我说,你不要用三段论这么落后的方法,现在法学已经很先进了。我当时回复他说,三段论是形式逻辑学的代名词,现在法逻辑学已经在法学院成为一门显学,凭你一句话就可以把从黑格尔开始的逻辑学推翻?
  现在再回到刚才所说的法解释学和法官释法问题上。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法解释学仍在如下几个问题上没有达成清晰一致的意见:1.法官是否有权造法,包括法官在具体案例中实际造法;2.法官根据立法法和逻辑规则选用法律规范是不是法官释法,或者是不是法律解释。3.两高的司法解释是不是法官造法的一个例证。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是,1.法官在刑事领域无权造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民商法领域,法官应先适用法律规定,规定不明确时适用行业规定或行业习惯等,此时实际上是根据立法规定的适用法律的原则和形式逻辑的规则选用法律,并不属于法官释法和法官造法的范围。3.两高的司法解释实质是一种准立法,属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主体之外的一种立法。
  第三轮交锋,法盲人和新月的观点改为法律解释。他们说,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以此来论证法官释法的合理性。在此,我想强调一下,如果是出于在课堂上学习法律的目的,这些解释都没有什么问题。谁解释都可以,主要是帮助人们理解法律。但若是应用到实际案件时,法官应当严格地守法。这当然包括,在刑事领域,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民商法领域,应当遵循立法法的规定推导应当适用的法律。根据立法法仍不能解决两个规范之间的冲突问题时,则应当根据逻辑的方法确定。台湾学者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中讲到这样的案例,不过我与他的观点不同,他把这种情况理解为法律解释,我则认为这是遵照法律规定和逻辑规则进行的法律推理,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不能混为一谈。

20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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