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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机制探讨

□ 赵东海


内容提要：1998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一号提案”——《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受到我国高层决策机构的高度重视。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对风险投资的进步与发展可以发挥其独到的作用，这早已为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法规，对促进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我国现阶段风险投资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借鉴国外经验，针对现行税法在促进风险投资进步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将取代产业经济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上的经济，是一种信息化、网络化、创新型、智力支撑型、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从本质上讲，知识经济是以现代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知识密集型经济，在知识经济社会中，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增长源，而且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生力军和主要支柱。
但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难以通过传统融资手段满足其资金需求，所以必须挖掘新的融资途径来满足其需要。通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风险投资机制应运而生，并承担起弥补传统融资的巨大缺口、孵化高新技术产业的重任。①
一、风险投资与税收的关系
风险投资指运用股权或准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具有高速增长潜力的创业公司，通过协助企业发展使其资产增值，在适当时机以上市交易或转让企业股权的方式回收投资并获得高额资本收益。
同传统投资相比，风险投资有如下基本特点：
1.该项投资特定于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或以高新技术产品为基础的新建企业；
2.投资者与所投资的企业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3.风险资本一般不以企业分红为目的，而是在退出时以资本增值作为回报，退出的时间一般选择在企业上市或出售时；
4.风险投资同时投资多个项目，以某些项目的高额回报补偿另一些失败项目的亏损。
税收这种集经济手段和法律于一身的属性，使它对风险投资有着其它经济手段无法比拟的效果。从表现形式上看，税收是一种经济活动。税收的征收与否、起征点的高低、纳税环节的多少、税率的高低等，直接与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的有无与多少紧密相关。从其实质而论，税收是一种法律行为。税法使每个社会关系领域都清楚地了解自己受制于何种税收法律关系的调整，应当承担多大的纳税义务，以何种方法，在什么时间，通过怎样的程序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风险投资的投入将主要依靠各个市场主体，而各个市场主体投资的动因又取决于经济利益的刺激和政府有关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的诱导。通过税法对风险投资规定优惠条款，就可使投资者尽可能地降低投资成本与风险，创造较多的风险投资效益，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便得到保护和调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分配以多种方式与价格机制相互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社会的投资方向和规模，各市场主体在其它市场条件和环境相同的情况下开展竞争时，税收负担的轻重和税收优惠的多少自然成为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若国家在税法中赋予风险投资产业较轻的税负或较多的优惠，风险投资产业便会形成快速发展的态势。因为当有关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付诸实施后，各市场主体便进行经济利益的权衡，在可预见的巨大经济利益驱动下，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市场主体显示出投资于风险投资产业的强烈欲望，最终大量的社会资本将会向风险投资产业转移。而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随着以资金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高回报率为主要特征的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兴起和不断壮大，一大批配套产业、辅助产业或相关的新兴产业便会相继问世。这一局面的形成不但为国家税收创造了丰富的税源，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更优惠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可见，税收政策处于推动风险投资及高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其所产生的强烈“加速”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二、美国风险投资状况与税收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经济呈现出罕见的繁荣态势，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从1995年起到现在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名列世界第一。这归功于美国牢牢把握住了以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驱动为主要内容的高科技发展潮流。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而建立、保障和推动高科技产业以惊人速度发展的直接因素是同高科技创业行为紧密相连的美国风险投资机制，如著名的高科技企业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都曾受到风险投资对它的投资、支持和帮助，是按风险投资模式发展而逐步壮大起来的。②
现任布什政府认为，20世纪80年代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推动了风险资本的产生，现在正是这些风险资本支持着网络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增长。“低税收、有限管制、贸易开放的国家比之更大、更集权的政府和税负重的国家增长更快，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③
通过对美国风险投资状况进行探讨，我们发现：税收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十分显著。例如，美国1957年的投资收益税税率为25%，后来提高至29%，1969年又进一步提高到49%，严重阻碍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1969年初，美国的风险投资额已经达到1.71亿美元的规模，然而在税率提高的影响下，1975年风险投资资金规模迅速萎缩至0.01亿美元。有鉴于此，美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对风险投资给予大力支持。例如1978年发布了《1978年岁入法》，规定风险投资收益适用的税率从49.5%下降到28%。这项法律的出台使得美国下一年的风险投资资金增长了40%。1980年国会通过《小企业发展法》，明确规定年研究与开发费用超过1亿美元的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等部门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每年可以拨出其1.25%研发经费支持风险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一计划从1983年到1995年共向小型风险企业提供了60亿美元资助，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风险事业的发展。1981年发布了《经济减税法案》，规定个人支付的风险收益税率再度从28%下降为20%，结果导致当年的风险投资资金比上年几乎又增长了1倍。1986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税收改革法》，规定投资额的60%可以免除课税，其余40%减半课征所得税。④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政论积极制定各项政策，如削减风险投资利润税，降低风险投资贷款利率等等，从而使风险投资成为一种主要而又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到1994年，风险投资总额达到1000亿美元，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⑤克林顿总统上台以后，又进一步降低税率，并于1997年制定《投资收益税降低法案》，一方面延长税收改革法规定的减税有效期限，另一方面，进一步降低投资收益税，使风险投资的投资额处增长达到4.6%，风险投资总额高达240.6亿美元，产生了6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为了解决风险资本的来源问题，美国政府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SBA），鼓励成立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规定SBIC的发起人每投入风险企业1美元便可以从政府得到4美元的低息贷款，并可以享受特定的税收优惠。随后大量的SBIC得到创建，并从社会上筹集到大量的资金。美国政府的上述做法对风险投资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3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为60亿美元，到1999年猛增至483亿美元，7年增长了7倍，而且美国的风险投资资金有90%用于生物、通讯、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电子、环保、医疗器械、半导体、软件和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成为这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这些促进美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网络经济的发展。⑥
三、优化我国风险投资税收的法律环境
根据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要求和具体国情，借鉴发达国家运用税收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成功经验，完善现行风险投资税收政策，进一步优化我国风险投资税收的法律环境势在必行。
（一） 加强风险投资立法，建立健全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
国外发达工业化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均通过税法和风险投资法为主干，辅之以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风险投资与税收的规定，加上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和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对风险投资税收所涉及的风险投资主体、风险投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成果商品化及风险投资成果转化等各方面的税收问题，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风险投资税收有法可依。有关风险投资主体，包括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以及参与风险投资的其他社会主体，均可在国家通过法律所提供的各种风险投资税收优惠的前提下为风险投资进步作贡献。因此，我国要实现风险投资税收服务于风险投资进步的目的，不加强风险投资立法，建立健全有关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是无法实现的。
具体而言，我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应该分为三个步骤进行，从而使各种法律法规相互协调、配合，发挥税收的应有效应。
第一，制定《风险投资法》，从而以立法形式将风险投资主体、风险投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成果转化等问题予以明确。然后根据《风险投资法》，制定《税收支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条例》，使税收支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的工作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第二，开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税”。风险投资具有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所以部分国家在风险投资成果转化为商品前，对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给予先期补偿。如果投资失败，或对亏损予以一定程度的弥补；而一旦成功，则可按成果转换收入征税收回预先支出的款项。我国可借鉴这一经验，考虑出台《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税暂行条例》，开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税”，为风险投资发展筹集专项资金。
第三，以《税收支持风险投资发展进步条例》和《风险投资发展进行税暂行条例》为基干，辅之以其它税收法律法规，在风险投资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即围绕风险资本市场、风险投资成果转让市场和风险投资人才市场等另行制定税收优惠措施，以刺激市场主体对风险投资的投入，从而为风险投资进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秩序。
（二） 规范现行所得税法，注重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
风险投资税收优惠应确立以税基式减免为主，与税额式减免有机结合的优惠机制。税收负担的轻重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税率与税基。税负与税率、税基呈正比关系，税率一定时，税基大税负重；税基一定时，则税率高税负重。为了提高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风险投资进步的效果，发达国家比较讲究税收优惠方式，注重搭配使用，在税率和税基之间，侧重点在税基方面。而我国的税收优惠方式侧重于优惠税率、减免税方面。税基式优惠强调事前优惠，即只要企业开展了风险投资活动，就成为税收优惠的对象；而税额式减免优惠则偏重于利益的让渡，它强调的是事后优惠，只有企业取得利益时才能享受此种优惠，而风险投资本身风险性就很大，没有利益就无法享受优惠，很不公平。确立以税基式减免为主，并以税额式减免为辅的优惠方式，就会使企业感到真正从税收上受益来自于风险投资，从而诱导和鼓励企业对风险投资的投入。
具体说来，企业风险投资所得税税收优惠措施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扩大税前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
我国目前对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的广告费予以明确规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广告支出可据实扣除。超过5年以上的，按上述8%的比例规定扣除。这种做法很好，应再加以扩大范围和标准。如业务招待费、坏账准备金、差旅费、会议费、董事会费等的扣除标准还可以适当调高。同时还可以参照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即允许风险投资公司从所得税中扣除从被批准的风险企业购买股票而造成的损失，同时风险企业可以从以后的所得税中扣除损失金额，从而支持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2． 实行加速折旧或特别折旧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规定的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期限偏长（房屋建筑为20年，机器设备等为10年，其它为5年），且规定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前必须扣除残值。而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加速折旧对企业从事风险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有鉴于此，我国税法应在企业固定资产税务处理方面注重加速折旧问题，规定对风险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特别折旧，并允许不扣除残值计提折旧。
3． 给予税收抵免
与加速折旧相比，税收抵免能给风险投资企业带来更直接更明显的税收利益，因而更能产生刺激作用，是发达国家促进风险投资进步经常运用的方法。如意大利于1998年实行“税收信用”优惠政策，国家根据风险投资企业经费开支，采用冲抵企业应缴税款的方式给予支持，每年的额度限制在3500亿里拉以内。然而，我国税法至今尚无关于税收抵免的规定，为健全我国的所得税制，应考虑增加税收抵免的有关条款。
4． 给予风险投资家个人所得税优惠
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人，对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以人为本的税收政策，也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选择。如韩国政府规定，对于从事风险投资业的人才给予一定的所得税减免，对在韩国国内风险投资企业工作的外国专家给予5年的所得税减免。因此，我国可以对风险投资家的劳务报酬所得及资本所得，在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来华开展风险投资的专家，其附加减除费用予以增加，税率予以减半。
（三） 完善现行税收征管法，强化风险投资税收的实施力度。
风险投资税收是税收在风险投资领域的表现形式，它毫不例外地具有税收行为本身的强制功能，即使以优惠形式表现出来也是如此。因此，要强化风险投资税收行为，使其成为法律义务被其涉及对象履行和遵守，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税务部门要加强对风险投资税收的监督和管理。
1． 实行风险投资项目立项登记制度
税务部门要加强税收跟踪管理，认真检查、督促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是否真正用于风险投资事业，从而力求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应注重税收优惠政策与财政、金融、外汇、融资历等其他政策的配合效用，为企业推进风险投资进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 建立风险投资税收执法保障机制
税务部门应会同司法部门，制止任何侵犯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家基于风险投资税收法律规定而享有的税收优惠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打击违反法律规定的各项活动，使风险投资税收的强制作用与优势功能充分体现与发挥。
3． 实行风险投资成果的验收、鉴定制度
税务部门应会同风险投资行政主管部门，对曾被认定的风险投资企业，如其不再从事风险投资事业，应立即取消其税收优惠，并责令退还所享受的优惠，甚至视同漏税行为予以严惩。
4． 实行电子申报和计算机审计制度
对风险投资企业可实行电子申报和网上咨询服务，从而减轻风险投资企业的负担。由于风险投资企业一般计算机普及程度较高，所以可对其实行计算机审计，为风险投资企业会计核算的无纸化创造条件。
　　【内容摘要】: 扒窃入刑一年多来,司法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扒窃犯罪涉案金额较少、是否一律定罪处罚,扒窃构成犯罪究竟判处什么刑罚合适等,对于这些问题,司法机关应明坚持扒窃犯罪的行为犯属性,同时要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案件事实、数额及其他情节,来对行为人予以量刑处罚,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其中第39条将扒窃入刑,列举在盗窃罪的罪状之中。至今,《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已一年有余,一年多来,各地“扒窃第一案”纷纷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各地反响来看,“扒窃”入刑确实对犯罪分子有所威慑。但是,司法机关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扒窃犯罪涉案金额较少、是否一律定罪处罚,扒窃构成犯罪究竟判处什么刑罚合适等,对此,笔者拟结合司法实践中的两则案例对以上问题作一探讨。

　　案例一:2011年5月,马某在成都市某菜市场水果摊附近,趁63岁的被害人陈某不备,用随身携带的镊子盗走其1.5元,后被抓获。该案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到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最后以盗窃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案例二: 2011年6月,宜昌市公安局水陆公交分局反扒民警在公交车上抓到一名扒窃分子,犯罪嫌疑人对扒窃行为供认不讳,但因为该犯罪嫌疑人偷的钱包里面没有一分钱,在他们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了解具体案情后表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该案最后不了了之,犯罪嫌疑人在被教育后被水陆公交分局释放。

　　由以上两则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扒窃犯罪嫌疑人构成盗窃罪的标准在认识上存在差异。笔者曾与同事对此进行探讨,有同事就比较赞同案例一中的处理,其认为对于扒窃不应再附加数额或其他限制条件,立法者的意图很明确,《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其中罗列了五种情况,它们之间应该是并列关系。扒窃行为和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一样都应该定罪处罚,扒窃属行为犯,如果以行为人实际窃取数额来认定犯罪,因为行为人客观上窃取财物为达不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而不作为犯罪处理,会放纵扒窃犯罪嫌疑人,从而偏离“扒窃”入刑的立法意图。

　　有同事则赞同案例二中的处理,他认为,扒窃是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改变其盗窃行为的实质,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来看,刑法规定的扒窃乃盗窃罪的一种,属结果犯,扒窃构成犯罪仍应受盗窃罪中有关数额规定的限制,应当以达到一定数额的财产损失认定其社会危害性,从而认定是否成立犯罪。因此,对于扒窃数额较小而又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按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

　　综合两种意见来看,对于扒窃是否附加数额或其他限制条件的关键在于分清扒窃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那么何为行为犯?何为结果犯呢?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所谓行为犯,是指犯罪的成立不以发生危害结果为条件,而是以犯罪实行行为的完成为标志的犯罪。[3]相对应的,结果犯则是指以特定危害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必要条件的犯罪类型。由此可以看出,盗窃罪属于结果犯,因为盗窃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才构成盗窃罪。但《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后,根据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按照文义解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即构成犯罪,入罪不需要附加数额较大或者次数等限制条件。由此,笔者认为,扒窃应属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都应该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定罪,这也是与扒窃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不过,虽然扒窃入罪不需要附加数额较大或者次数等限制条件,扒窃数额等还是可以作为量刑情节的,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刑法总则第37条之规定,扒窃的最低刑罚仍有适用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直至不予刑事处罚的空间,因此,在审理扒窃案件时,应结合扒窃犯罪的事实和情节判处相应的刑罚。另外,对于那些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还可以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之规定,不以犯罪处理。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扒窃,首先应明确其行为犯的属性,对于扒窃行为人应以盗窃罪定罪。不过,如果综合案中的主客观情形,如行为人系初犯或者偶犯(由此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不大),而且采用的扒窃手段对人身没有危险性或者扒窃未遂、中止等,则可以考虑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之规定;其次,在量刑上要结合案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扒窃犯罪的案件事实、数额及其他情节考虑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甚至单处罚金等刑罚,这样既彰显了刑法对于扒窃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及惩罚犯罪的功能,同时也做到了罪责刑相适应。

　　具体到上述两则案例中,首先,应当考虑适用《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以盗窃罪定罪,然后考虑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即是否有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之可能,如果行为人除了扒窃所得价值较小外再没有显著轻微情节,应以盗窃罪定罪;其次,在量刑上也是应当综合案中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形,如犯罪动因,手段等,判处相应的刑罚。如案例二中,行为人如果不是初犯或者偶犯,也没有其他从轻或从重情节,综合考虑其所犯罪的场所、数额等,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对于行为人以盗窃罪定罪,不予刑事处罚;而案例一中,综合考虑案中情形,行为人的犯罪手段-用随身携带的镊子进行扒窃;被害人系老年人。由此可以推知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但鉴于扒窃所得仅为1.5元,对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不大,如果再没有其他情节,可以考虑对于行为人以盗窃罪定罪,处1-3个月拘役。

　　总之,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审查扒窃案件应明确扒窃犯罪的行为犯属性,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均应认定为盗窃犯罪,同时要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案件事实、数额及其他情节,来对行为人予以量刑处罚,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从而有效打击扒窃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

　　作者单位:陕西省礼泉县人民检察院